[1]这将在第16章“民主的实践”中进行讨论。
[2]除了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所导致的各种不同的权重赋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使我们应该允许人们提出有关可行能力的内容与权重的新鲜、有趣的问题。例如，最近出现了非常有趣且重要的观点，是关于在可行能力方法的应用中应该特别重视如“文明”（civility）的价值，以认识自由的作用与普适性。关于这一问题，见Drucilla Cornell，“Developing Human Capability：Freedom，Universality，and Civility”，in Defending Ideals：War，Democracy，and Political Struggles（New York：Routeledge，2004）中的深入分析。
[3] 此外，权重的选择也取决于我们评价的对象（例如，我们是用可行能力的视角来评价贫困、指导卫生政策，还是用其来评价不同人的总体优势的不平等）。可以通过可行能力的方法来讨论不同的问题，但所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必然会导致对于权重的不同选择。
当然，对于所用权重所达成的一致也许并不完整，因此我们有理由使用我们可以达成部分一致的权重范围。由于已经讨论过的原因（在引言部分的开头），这并不会打乱对于不公正的评价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例如，奴隶制严重限制了奴隶的自由，或者医疗保障的缺乏减少了我们生活的实质机会，或者儿童严重的营养不良引发痛苦和包括推理能力低下在内的认知能力发育迟缓，为了说明这些都对正义不利，我们并不需要对这些判断所涉及的不同维度都赋予唯一的权重。尽管权重并不完全一致，但只要其范围宽广，就能够产生相似的基本原则。[4]
在社会评价中，需要着重强调公共理性与对可行能力的选择和权重赋值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指出了某种观点的荒谬之处，而下面这种观点我们有时还会听到，即认为只有当可行能力方法为某种固定不变的可行能力条目中的不同功能生成一套“既定的”权重时，这种方法才可以被采用且“可操作”。寻找既定的权重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根据，而且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评估和权重会受到我们自身不断反思和公共讨论所涉及范围的影响。[2]这种认识与一成不变的形式和权重不尽一致。[3]
可行能力方法与部分排序和有限一致的思想完全契合，其重要性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得以强调。本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个人和公共理性都可以触及的比较判断使事情的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必须对所有可能被考虑的比较进行逐一的评价。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近年来印度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公共讨论的推动下，某些以往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自由的重要性开始显现出来。[1]这样的例子包括摆脱确立已久的家庭角色定位的自由（这种角色定位限制了妇女的社会经济机会），还包括摆脱更加重视男性剥夺的社会价值体系的自由。这些存在于由来已久的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的传统形式，不仅需要个人对其给予关注，而且需要信息充分的公共讨论，以及充分的激烈争论。
反思性的评价要求对相对重要性进行理智的思考，而不只是计算。这是一种我们经常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作为一种将评价的范围和可靠性加以延伸并使其更能站得住脚的方法，公共理性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反思与批判性评价不仅仅只是个人孤立进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价，而是指向公共讨论与互动的公共理性的丰富内容。如果社会评价完全是基于相互分离和对外隔绝的认知，就会缺乏有用的信息和较好的辩论。公共讨论与思考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功能及其组合的角色、范围以及意义。
[4]我在“Interpersonal Aggregation and Partial Comparability”，Econometrica，38（1970）；On Economic Inequa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expanded edition，with James Foster，1997）中，考察了使用权重范围（而不是一套唯一的权重）来产生一般的部分排序背后的分析和数学问题。See also Enrica ChiapperoMartinetti，‘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Wellbeing and Poverty by Fuzzy Set Theory’，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53（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