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个人经历出发，我不得不说，1964年第一次访问泰国时，我想象不出当时在那个国家处境艰难的报纸如何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成为现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传统媒体之一，这为泰国公共讨论的影响范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在传播知识和允许批判性的审思上，新闻发挥了重要的信息作用。新闻的信息功能不仅与专门的报道相关（如关于科学进步或者关于文化创新），而且能使人们及时了解哪里发生了什么。此外，调查性新闻报道可以挖掘出一些易被忽视的，甚至不为人知的信息。
第三，在使被忽视者和弱势人群发出自己的声音方面，媒体自由有着重要的保护功能，这非常有助于人类安全。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其生活往往远离贫苦大众的悲惨境遇。他们可能经历过一场国家灾难，如饥荒或者其他的灾害，但并不会有和受害者同样的命运。然而如果他们必须去面对媒体的公开批评，在无新闻审查的情况下面对选举的话，那么统治者也会付出代价，这就强烈促使他们及时采取行动去避免这样的危机。在下一章“民主的实践”中我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第五，一个运行良好的媒体在促进公共理性方面一般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追求正义的重要意义在本书中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对正义的评价不只是一项孤立的工作，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个自由、有活力、有效率的媒体能够显著地推动这一不可或缺的互动过程。媒体不仅对于民主十分重要，在一般意义上对于正义的追求也是如此。“非协商式正义”（discussionless justice）是一种禁锢的观念。
推进世界的公共理性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其缺乏使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当然，这一局面可以得到扭转。在这里，欧洲和美洲在过去300年里建立起来的传统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源自这些传统的教训对整个世界而言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印度到巴西、从日本到南非，全球范围内都对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媒体产生了强烈的需求。特别鼓舞人心的是，媒体的覆盖面——有时的确也包括媒体的文化——的变化速度。[1]
[2]第4章“声音与社会选择”中已经讨论过交流和讨论在社会选择中的作用。See also Kaushik Basu，The Retreat of Democracy And Other Itinerant Essays on Globalization，Economics，and India（Delhi：Permanent Black，2007）.
第四，开明而不受限制的价值观形成需要开放的交流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的确，合理的价值形成是一个交互式过程，在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的过程中新闻起着主要的作用。新的标准和优先次序（如少生孩子以形成较小的家庭的标准或者对需要男女平等的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公共语境浮现出来，而公开讨论又在不同的地区传播新的标准。[2]
因此认为民主是一种西方的思想遗产，具有悠久和独特的历史（在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我们相当狭隘地认为民主就是公共投票，上述观点也难以成立。而当我们从公共理性的角度来看民主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一个健全的不受限制的媒体变得十分重要，厘清这些因素的不同贡献将十分有益。第一个——也许是最基本的——因素是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具体而言，就是新闻自由对我们生活质量的直接贡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希望相互沟通，去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新闻自由对于我们能否做到这些的可行能力尤其重要。缺乏自由的媒体和压制人们相互沟通的能力，其后果是直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即使那些实施压制的独裁国家具有很高的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财富。
媒体在多个方面的作用也可以促使制度转型，以改变公共理性的实践。公共理性的效应与力量不仅依赖于对历史传统和信仰的继承，而且依赖于制度和实践所提供的讨论与互动的机会。人们常常引用“古老且不变”的文化因素的说辞，来为某个国家公共讨论的缺失进行“解释”，甚至辩护。与其归咎于文化，不如通过对现代独裁主义——新闻检查、出版管制、镇压异议、取缔反对党以及监禁（或者更糟）——持不同政见者的认识找到真正的原因。扫除这些障碍是民主观念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具有内在的重要意义，但是进一步而言，如果本书所讨论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点对追求正义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多数原则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二者都是民主实践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依赖于包容性价值观和优先次序的形成。从第14章“平等与自由”所讨论的“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这一社会选择结果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在使自由和自主权利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一致的过程中，相互包容的偏好与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多数愿意支持少数，甚至是持不同意见的个体的权利，那么无须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加以限制，自由就可以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