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Quoted in Mao Tse-tung，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s and Letters：1956—71，edited by Stuart Schram（Harmondsworth：Penguin，1974），PP.277-8.
第二点是除了其激励功能之外，关于民主的信息功能。例如，在中国“大跃进”期间所发生的问题曾经被归咎于自然灾害，公众并不了解饥荒发生的本质、规模，以及影响范围。
[4]我在“How Is India Doing？”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9（1982）和“Development：Which Way Now？”Economic Journal，93（1983）中首次发表这一观点后，许多批评者（包括食品专家）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并且在我的文章发表之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都就此有过激烈的争论。
[2] See T.P.Bernstein，‘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Theory and Society，13（1984），p.13.See also Carl Riskin，China’s Political Econom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
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具有定期选举、反对党派、基本言论自由和相对的新闻自由的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里（即使此时这个国家非常贫穷，食物匮乏），从未发生过大的饥荒。虽然这一认识最初受到许多质疑，但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4]（这是对于政治自由的保护力最基本方面的一个简单但又相当重要的例证。尽管印度的民主有许多瑕疵，然而由此产生的政治激励，却足以使印度独立之后再未发生大的饥荒。印度最后一次大的饥荒——孟加拉饥荒——发生于英帝国结束殖民地统治之前四年。英属印度帝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出现的饥荒，在印度独立并建立民主制度之后戛然而止。
[6]所有这些与前几章所提出的观点有明显的联系，特别是第8章“理性与他人”和第15章“作为公共理性的民主”。第9章“中立缘由的多元性”讨论过不同类型的中立理性，也与饥荒受害者的遭遇可能激发出来的政治参与相关，其不仅包括对于合作和相互利益的反思，而且包括在公共理性的推动下，饥荒国家的幸存者对受难者所怀有的关于“有效权力”（effective power）的责任。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3]
尽管中国政府承诺要消除“自然灾害”，但是它在三年困难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修正其灾难性的政策（与错误的“大跃进”相关）。值得关注的是，1962年毛泽东召集“七千人大会”并作了如下的观察报告：
[7]关于这一点，也见Ralph Miliband，Marxism and Polit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49-50，他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种奇怪转变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除了在协商式治理中所包含的关于预防饥荒的政治激励外，还有两个具体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受饥荒影响或者威胁的人口比例越来越低——一般远低于10%（通常比这还要低），几乎从来没有超过这一数字。因此当饥荒肆虐时，如果只有受到饥荒影响的灾民才反对政府，那么该政府依然会十分安全。对执政者而言，使饥荒成为这样一种政治灾难的是公共理性的影响范围，这可以号召和动员大批公众去抗议并声讨“漠不关心”的政府，并将其赶下台。公开讨论灾难的本质，能够使受害者的命运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对媒体报道和公开讨论以及最终对他人——潜在的多数人——的投票产生深远影响。[6]民主的部分成就就是它有能力通过公开讨论使人们对相互之间的困境产生兴趣，并更好地认识其他人的生活。
尽管中国与印度相比在许多经济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曾像独立前的印度一样，发生过大范围的饥荒。事实上，饥荒的发生与统治形式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比如殖民主义（如在英属印度或爱尔兰）、一党制国家（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或者稍后的柬埔寨）、军事独裁（如在埃塞俄比亚或者索马里）。当代朝鲜曾经发生的饥荒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
的确，在那个“一言堂”的社会体系中，浮夸、不实报道会误导政府决策，也会误导公众舆论。大量未能生产足够多粮食的公社或者合作社当然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甚至严重扭曲，它们并不了解中国整个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没有哪个人民公社会单独承认自己失败了，甚至连最失败的人民公社都声称自己取得了巨大成功，“亩产千斤”的报道将北京政府包围。通过将那些报上来的数据加总，政府相信它们比实际上增收了一亿吨粮食，而那时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时候。[2]
毛泽东在这里仅仅关注民主的信息功能，而忽视其激励作用以及建构政治自由的重要性。[7]但是十分有趣的是，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主观主义、不切实际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缺乏信息联系导致的。而公共理性本可以提供这种信息联系，从而使中国避免所经历的那场灾难。
[1] 关于朝鲜饥荒，包括与专制统治的联系，见Andrew S.Natsios，The Great North Korean Famine（Washington，DC：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2），and Stepha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Famine in North Korea：Markets，Aid，and Re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
[5]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这一观点的适用范围有时会因以下事实而受到质疑，即一些已经开始具备某种民主选举，但是并没有其他特征能对民主进行问责的国家，也已经发生过饥荒，或者至少接近于饥荒。2005年，许多观察家就将既有选举制度又发生过饥荒的尼日尔作为反例提出来。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的，这里需要认识到的是，为防止饥荒的激励机制只能适用于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尼日尔不符合要求，因为民主的运转不仅仅只取决于选举（尼日尔最近已经建立起这一制度），而且基于其他能够问责的民主制度。《泰晤士报》清楚地阐述了这一基本问题：“阿马蒂亚·森正确地说过，‘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民主运行良好的国家从未发生过饥荒’。运行良好是关键词。真正对其人民负责的领导人会受到强烈的激励去采取及时的预防措施。今年6月被布什总统在白宫称为民主楷模的坦贾（Tandeja）先生（尼日尔总统），显然需要在人道主义经济学与问责民主方面多加学习。”（“Meanwhile，People Starve”，New York Times，14August2005）
是大众而不是政府承担了饥荒的直接后果，统治者从来都不会挨饿。然而当一个政府对公众负责时，以及存在自由的新闻报道和不受审查的公开批评时，政府也会受到极好的激励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消除饥荒。[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