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也曾试图规范并宣传早期的公共讨论规则（19世纪《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 of order）的一种早期版本），他曾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帝国的首都巴特那（那时叫华氏城）主持了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佛教理事会。[9]再举另外一个历史事例，日本7世纪早期的佛教徒正德王子是其母亲推古女皇的摄政王，他于公元604年制定了《十七条宪法》。这部宪法强调：“重大事务的决定不能由一个人单独作出，而应该与许多人共同商议”。这与7世纪之后的公元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的精神不谋而合。[3]一些评论家从这部7世纪受佛教影响的宪法中看到，这是日本“逐渐走向民主的第一步”[4]。《十七条宪法》解释说：“当别人与我们不一致时，我们不能憎恨。因为每个人都有头脑，每个头脑都有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对的可能是我们认为错的，而我们认为对的也可能是他们认为错的。”的确，在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历史中，公共讨论的重要性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
[7]也见Radhakumud Mookerji，Local Government in Ancient India（1919）（Delhi：Motilal Banarsidas，1958）一书中关于印度地方民主治理的各种例子。
古希腊确实非常独特。[10]它对民主的形式和我们对于民主内涵的理解都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但是如果将那种经验作为一种明显的证据，来证明民主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的”或“西方的”理念，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更加批判性的审思，而不只是想当然。理解雅典民主成功开启了公开公共协商的风气，而不只是投票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尽管投票始于希腊，但这种公共讨论的传统（在雅典和古希腊很盛行）有着更为广阔的历史。
[10]古希腊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情形使得民主程序的出现成为可能并变得可行。正如约翰·邓恩对民主史所作的精辟论述，民主治理“源于2500年前对于希腊某个地方问题的临时补救措施，曾经短暂地繁荣过，但在之后的2000年中慢慢消散暗淡”（Democracy：A History（2005），pp.13-14）。尽管我认为从公共理性角度理解的民主并没有如此短暂的兴衰史，但邓恩的观点当然还是可以应用于源于古希腊，并在伊朗、印度、巴克特里亚等国家（受到希腊的影响，下面将会讨论）获得短暂确立，但之后便迅速消退，直到近代才又重新出现的正式的民主制度。
[4] See Nakamura Hajime，‘Basic Features of the Legal，Political，and Economic Thought of Japan’，in Charles A.Moore（ed.），The Japanese Mind：Essentials of Japa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Tokyo：Tuttle，1973），p.144.
[1] 奥尔德斯？赫胥黎显然很熟悉古印度城市民主实践方面的文献，这从西德尼？夸尔斯对他的妻子所说的他要去大英博物馆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出来。
古印度市政民主的实践也被很好地记载了下来。这正是西德尼·夸尔斯与雷切尔的对话中所提到的著述，也是西德尼声称自己在伦敦所作研究的主题，他甚至准确地引用了相关作者的姓名。[1]安贝德卡（B.R.Ambedkar），这位1947年印度独立后立宪会议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就广泛地论述过古印度的地方民主经验对于现代印度的民主设计的影响，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影响的话。[8]
[5] See Ramachandra Guha，‘Arguments with Sen：Arguments about Ind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40（2005），and Amartya Sen，‘Our Past and Our Present’，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41（2006）.
[3] 关于这些传统更充分的讨论以及相关的原始资料，见The Argumentative Indian（2005）以及Identity and Violence（2006）。
然而全球历史的这种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超越历史，也无法开始一段新的里程。的确，世界各地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超越过往。我们不一定非要出生在一个有着悠久民主历史的国度里，才能在今天去选择那样的道路。历史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在于更为一般性的认识，即已有的传统会继续对人们的观念施加影响，给人以启发或者造成困扰，而无论我们是否受传统的影响，是希望抵制和超越传统，还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讨论得异常清晰）想要审思我们应该从中汲取什么和扬弃什么，我们都无法回避传统对当代的关注和优先考量所造成的影响。[5]
[2] 我在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 and Delhi：Penguin，and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and 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Co.，and London：Penguin，2006）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更全面的讨论。
[9]见第3章“制度与人”，也见《惯于争鸣的印度人》（2005）。
[6] Nelson Mandela，Long Walk to Freedom（Boston，MA，and London：Little，Brown&Co.，1994），p.21.
事实上，选举制的实践在非西方社会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但正是公共理性意义上的广义民主极为清楚地表明，对于民主的文化批判，即将民主看作纯粹的地域现象是完全错误的。[2]尽管雅典在公共讨论方面有非常完善的记录，但公开的协商也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盛行过，有时甚至十分突出。例如，一些最早的公开的全体大会的具体目标就是解决在社会和宗教事务方面不同观点之间的争端，印度的佛教“理事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在那里，持有不同观点的信徒聚在一起就他们之间的观点进行辩论，这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这样的理事会出现于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的王舍城（即现在的拉查基尔），第二次是100年之后在吠舍离举办的。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2世纪的克什米尔。
因此毫不意外的是，尽管今天确实应该更清晰地认识到，在世界各地具有远见卓识和勇敢无畏的政治家（如孙中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纳尔逊·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和昂山素季）所领导的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对于地方和世界历史的意识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纳尔逊·曼德拉在其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描述了当他在少年时代看到摄政王在其位于Mqhekezweni的府邸所举行的地方会议的纪要的民主特征时，所受到的强烈感染和影响：
即使就投票而言，对选举源于欧洲的文化隔离主义观持支持态度的论调也值得进一步考察。首先，试图不依据思想和行动的确切历史而是依据宽阔的地理区域来定义文明，存在根本上的困难，比如以一种非常总体化的特征来表示“欧洲的”和“西方的”。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文明分类的话，甚至可以把维京人和西哥特人的后裔也当作古希腊选举传统的合适继承人（因为他们也是“欧洲血统”的一部分）。尽管古希腊人与其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古文明有着广泛的思想交流（尤其是伊朗、印度和埃及），但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兴趣与活跃的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对话。
每一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言了。这是民主最纯粹的形式。虽然发言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层级差别，但是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了倾听，首领与下属、战士与医务人员、店主与农民、地主与劳工……自治的基础是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而且作为公民，他们的价值是平等的。[6]
[8]事实上，安贝德卡在研究古代印度的地方民主的历史之后，最终发现那些历史——而且地方性的——经验对于设计现代印度的民主宪法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他认为“地方主义”导致了“思路狭隘和社群主义”，并认为“这些乡村共和体毁灭了印度”（见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B.R.Ambedkar，edited by Valerian Rodrigue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尤其是第32篇：“Basic Features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第二个问题与希腊投票之后实际发生的事情有关。尽管雅典当然是开启投票制度的先锋，许多亚洲地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也采用了投票方法，而这主要是受希腊影响，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希腊在选举治理上的经验对希腊的西部和罗马，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德国和英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相反，雅典民主繁荣之后的若干世纪里，在亚洲，伊朗、巴克特里亚、印度的一些城市将民主的元素融合到市政治理之中。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苏萨城都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立法会和立法会选举出来的法官。[7]
曼德拉对民主的理解，几乎没有得益于他在这个由欧洲人领导的种族隔离的国家中所看到的身边的政治实践。或许这里值得回忆的是，这些源于欧洲的人群习惯于以“欧洲人”这一文化词语来称呼自己，而不是“白人”。事实上，比勒陀利亚对曼德拉关于民主的理解也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从曼德拉的自传里，我们看到他对民主的认识来自他对具有全球性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思考，也来自他从所在的小镇中观察到的参与式公共讨论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