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阿朱那推理的核心是，他信奉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的道德与政治思考中占有重要和显著的位置。一个人不能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坚持自己不计后果的正义，而完全忽视会出现的情况。阿朱那主张的这一部分，可称为“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得到了他所注意到的现实世界一个具体部分的印证：人的生命与死亡。无论我们的注意力如何受到其他观点和说辞的影响，如出于正确行为的严格约束，或者为了维护某个王朝或者王国的荣誉（或者如在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所发生的那样，为了“国家”的胜利），这里存在一个一般意义上对于生命重要性的关怀。
当我们从这里出发去认识正义的要求时，有必要对阿朱那的推理中三种迥然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元素加以区分。在由《梵歌》引发的大量著述中，这三种元素经常被混在一起，但又互不相同，而每一种都值得我们注意。
在政治与道德哲学中，有大量的研究是关于后果评价和基于义务的推理的。这当然也是克利须那极端形式的道义论与阿朱那对于后果的谨慎考量之间的区别之一。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也是经常被漏掉的一点是，阿朱那并不是否认个人责任重要。他不仅关注好的结果，而且也关注谁去做什么，具体而言也就是他自己要做什么，在这里即指杀戮。因此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除了对人的生命的关注外，他自己的主体性与对后果的责任也都很重要。需要注意的是，阿朱那并不是一味地关注后果，而不考虑主体的责任。
[3]正如我在之前的一本书《惯于争鸣的印度人》（2005）中提到的，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时，曾经问自己的梵文老师，是否可以说神圣的克利须那侥幸采用了一种不完整和不令人信服的说辞来告诫阿朱那。老师回答道：“或许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必须以充分的尊重来这么说。”许多年以后，我选择为阿朱那的立场进行辩护，提出——希望带着充分的尊重——为什么克利须那所信奉的不计后果的道义论真的相当不令人信服，见“Consequential Evalu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Journal of Philosophy，97（September2000）。
但阿朱那真的错了吗？我们为什么只想“向前行进”而不想“永别”呢？为正义的原因而不计后果的信念，就可以凌驾于不想去杀人，包括去杀那些自己怀有感情的人的想法之上吗？这并不是说阿朱那拒绝战斗就一定是对的（除了克利须那关注的理由之外，还有许多理由可以反对阿朱那在战斗面前退缩），而是说有许多东西需要权衡，不能仅仅因为不计后果去战斗的义务就摒弃阿朱那基于生命的考量。
的确，这是两种重要立场之间的对立，对每一方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辩护。正如我们在史诗中看到的，拘罗尸陀罗战役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因此关于应该做什么的决策必须有一个全面和批判性的评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将除阿朱那的战斗义务之外所有的关注都予以摒弃，而无论发生什么，这是不计后果的举措。尽管作为一个宗教文献，《梵歌》被视为坚定地站在克利须那这边，但这场对话只是一个宏大故事中的片段，史诗《梵歌》给了双方很大的空间去进行他们各自的说理。的确，史诗《梵歌》很大程度上是以悲剧告终的，留下了对于死亡和屠戮的悲叹，而且伴随着正义缘由胜利的是悲痛和哀伤。在这里不难看到阿朱那深刻怀疑的道理所在。
随着辩论的进行，阿朱那和克利须那都提出了各自的理由。这可以看作一方持有与后果无关的道义论，和另一方关注后果的评价方式之间的经典对决。阿朱那最终作出了让步，但这是在克利须那展示其超自然的神性，用以支持自己的言论之后。
[4]在《梵歌》里的辩论中，克利须那主要关注的是完成某人义务的基本正义，而阿朱那不仅质疑正义（为什么我应该杀这么多人，即使这似乎是我的义务？），也问到战争会导致的社会正理（通过滥杀能够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吗？）。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虽然在阅读《梵歌》里的辩论时，绝大部分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关于义务与后果的讨论上，但除此之外（以及与此相关的道义论与后果主义的对立），还有其他重要的问题也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出现在这场辩论中，而这些不能被忽略。
就引言部分所讨论的正义与正理而言，阿朱那的理由肯定偏向正理一边，而不是自己作为军事领袖，将进行正义战斗的义务置于优先地位的这种正义。这种理由对于我们所说的“社会现实”是极为重要的。[4]在这个框架中，在阿朱那的推理中随处可见的一个具体理由是，在这种道德与政治评价中，我们不能忽视与具体人类生命相关的事情。阿朱那认识的这一部分，我称之为“人类生命的意义”。
[2]See 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USAEC Transcript of the Hearing before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Washington，DC：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1954）也见海纳·基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根据这些素材所写的剧本In the Matter of J.Robert Oppenheimer，translated by Ruth Speirs（London：Methuen，1967）。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尽管奥本海默引用了克利须那的话，而且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的信念与克利须那对于阿朱那使命的观点十分近似，但是克利须那与奥本海默采取的立场不尽相同。克利须那唤起阿朱那作为勇士有去为正义的事业而战斗的义务，奥本海默则用更含糊的理由来做一些“技术上有甜头”的事情。技术上的甜头是可能与成功地完成科学家的义务相联系的，但是与克利须那对阿朱那更直接的告诫相比，这里的表述含混不清。感谢埃里克·凯利（Eric Kelly）对这一问题具有启发性的探讨。
第三，阿朱那也注意到屠杀的对象，尤其对要屠杀那些他怀有感情的人们，包括他的亲人而感到不安。尽管杀戮的本身，尤其是鉴于战争的规模，已使他心怀忐忑，但是对自己将要屠杀那些对他尤其重要的人，他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在这种心情背后，是阿朱那注意到自己与他人在某个具体行为中的关系。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位置的关注，可以使人认识到对于他人，如自己的孩子，或自己养大的孩子的特殊责任（第7章“位置、相关性和幻象”对此已有讨论）。然而在某些道德背景下，我们可以正确地将与家庭关系和个人感情相联系的关系型义务，以及与主体性相关的关注予以排除，例如在官员制定社会政策时。但是我们需要在更广泛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包括正义理论）中，在对个人责任及其重要性进行思考时，考虑到这些因素。
史诗当然没有将阿朱那描绘成一个哲学家，而从他在《梵歌》中的表述中也看不到他对自己所关注的事物进行任何精心的辩护。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些不同的关注都在阿朱那对于结论的阐述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从而对他的观点，即自己从战斗中退出也许是正确的，构成了支持。在追求正理这一意义上的正义内容时，除了阿朱那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外，所有上述的三个方面显然都具有关联性。
当奥本海默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美国研究团队开发出原子弹的科学家，于1945年7月16日目睹了人类设计的第一次核爆炸的惊人威力后，颇有感触地引用了《梵歌》中克利须那的话（“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1]就像克利须那告诫勇士阿朱那，后者肩负为正义而战斗的义务一样，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当时也找到了他为正义的一方竭尽所能开发核武器的理由。后来，奥本海默对于他为原子弹研发所作的贡献产生了质疑，并以过来人的眼光对当年的情况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当你看到某些东西在技术上有甜头时，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而只有在取得了技术上的成功后，你才会为你所做的进行辩护。”[2]尽管存在这种“向前行进”的欲望，但对于奥本海默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去对阿朱那的关注加以思考（而不是只为克利须那的话感到振奋）：善怎么会源于如此这般的杀戮？为什么我应该仅仅完成物理学家的义务，而忽视所有其他的后果，包括我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痛苦与死亡？[3]
[1] See Len Giovannitti and Fred Freed，The Decision to Drop the Bomb（London：Methuen，1957）.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个人责任。阿朱那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决定产生了严重后果，那么这个人必须为他自己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承担个人责任。责任的问题是阿朱那与克利须那辩论的核心，尽管两人对于如何看待阿朱那所说的责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阿朱那认为，在决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时，需要考虑其选择与行为的后果。克利须那则坚持，一个人必须完成自己的义务而无论发生什么，对义务的规定无须考察其行为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