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由的评价，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争议不断，既有支持者和追捧者，也有批评者和贬低者。然而这种分歧并非像有人提出的那样，主要是地理意义上的。并不是说“亚洲价值观”——一个当前讨论中常用的术语——是专制性的，因此对自由的重要性存疑，而传统的“欧洲价值观”都是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的。的确，当代许多“分类主义者”（categorizer）将对于个人自由的信仰视作区分“西方”和“东方”的标准。事实上，这种分类的做法既来自对于“西方文化”独特性的守护者，也来自“亚洲价值观”的捍卫者，据称后者认为纪律高于自由。然而，以这种方式来划分思想史是缺乏经验依据的。[1]
[1] 我在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 and Delhi：Penguin，and New York：FSG，2005）以及Identity and Violence：The Illusion of Destiny（New York：W.W.Norton&Co.，and London and Delhi：Allen Lane，2006）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也见我的论文“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New Republic，14and2.1July，1997。
在经典的西方著作中，既有自由的支持者也有贬低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在非西方的著作中也是如此（如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阿育王与考提利亚）。当然，我们可以去统计不同历史时期和世界不同地区对于自由思想的论述，并对其频率加以比较，那样也许真的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但是想通过地理上的东西方划分来看出其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支持与否将是不大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