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客观性的概念对于理解性别不平等尤为关键。家庭往往会在利益与事务的分工上产生冲突或达成一致（集体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合作冲突”），但和谐的家庭生活要求以默契，而不是直接的谈判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纠缠于这些冲突会被视为反常，因此惯常的行为方式会被看作合法的，甚至合理的。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忽视妇女在各个领域所遭受的相对于男性的剥夺。
[1]印度女性的平均寿命最近超过了男性，但是印度长寿女性与男性的比率仍然明显低于在同等医疗状况下预期的水平。喀拉拉邦在这个方面也是例外，其女性的平均寿命明显比男性长（该比值接近欧美地区）。
尽管印度女性有着更高的死亡率，但是她们自我感知的患病率却往往并不高于男性，有时甚至要低许多。这似乎与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以及社会将性别不平等视为“正常”有关。[2]令人高兴（我这里所使用的这个表达，与功利主义者赋予该词的含义并不相同）的是，妇女对其健康状况的不满已经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普遍上升，这表明从固有位置上对健康状况好与不好的感知正在消退。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女性受剥夺的问题变得政治化（包括由妇女组织所推动的），在这一问题上的偏见也变得较少了。更好地认识有关妇女健康的问题及其错误观念，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在印度的很多地区消除了）死亡的性别差异。[3]
[3]在印度、中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存在“消失的女性”（missing women）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与不存在任何性别偏见的情况下应该会有的数量相比，目前“不在那里”（not there）的妇女数量。由于全世界范围内在减少死亡的性别偏见这一问题上已经取得了普遍的进步，这种现象应该已经急剧减少了。遗憾的是，出生上的性别偏见（通过对女性胎儿进行基于性别的选择性流产）这一相对较新的现象已经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这种情况变化在我下面的两篇文章中有过讨论：“Missing Women”，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304（March1992）和“Missing Women Revisited”，British Medical Journal，327（December2003）。
[2]早先我已讨论了以下事实，即在一项对1944年饥荒后的孟加拉的研究中，寡妇几乎不报告她们“较差的健康”问题，鳏夫则对此有大量的抱怨（见我的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Amsterdam：NorthHolland，1985），Appendix B）。相关问题见我的Resources，Values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以及我与乔斯林·金奇（Jocelyn Kynch）合写的“Indian Women：Wellbeing and Survival”，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7（1983）。
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男性和女性在患病率与所观察到的死亡率上的不一致。总体上讲，印度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在生存上处于劣势（与亚洲和北非的许多国家一样，如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埃及）。在35岁之前的各个年龄段（从出生仅几个月算起），女性的死亡率都要高于男性。这与从生物学的预期，即在同样的医疗条件下，女性在同一年龄段的死亡率低于男性恰恰相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