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山水画家，比较重要的还有吴历和龚贤、樊坼、高岑、吴宏等所谓“金陵八家”。吴历作画，已经开始参用西方绘画的一些明暗对比技法，增加了物象的体积感。
明代后期，人物画成就较前为高，代表画家是陈洪绶。
董其昌是提倡文人画最力的人，他的绘画，笔墨极有气势，尤精于用墨。他本人是大书法家，又将书法的用笔用于绘画，是典型的文人画特色。他虽然也提到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将以天地为师”（均见《画禅室随笔》），但他自己仍然没有走出狭小的书斋，他的山水画，也因此缺乏真实的山水自然之感。
清代晚期，赵之谦、任伯年、虚谷、蒲华、吴昌硕等的出现，将花鸟画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明代肖像画家，以曾鲸最为著名。他画的肖像，“如镜取影”，“咄咄逼真”。
清代后期山水画，仍然走的是“四王”的老路，主要受“娄东派”（代表人物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的影响，乾隆、嘉庆年间，有黄易、奚冈等；咸丰、光绪年间，有汤贻汾、戴熙、戴密等。此后，还有张问陶、胡公寿、吴伯滔、吴谷祥等，但模仿多，创造少，成就都不算太大。
“四王”中的王晕，虽然也走的是摹古的道路，但是，能够博采众长，风格变化要多一些。较之其他三家只知道一味机械摹古，境界稍微高一些。以《石泉试茗图》《千崖万壑图》《断崖云气图》《平林散牧图》《夏木垂阴图》等为代表。
清初的花鸟画，风格多样，名家辈出，尤以八大山人、石涛、恽格最为突出。
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都以画竹闻名。
（元）黄公望《天池石壁图》“华亭派”虽然挽救了“浙派”“吴门派”末流的颓风，但仍以师古为事，走入了另一个极端，虽然对清代三百余年的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挑起了明末及清代的派别门户之争。
沈周的画，远追董源、巨然，近师王蒙、吴镇，继承的还是“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的风格。所传有《庐山高图》《沧洲趣图》《匡山秋霁图》《夜坐图》《春山欲雨图》等。
明代中、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使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是沈周、唐寅、陈淳、徐渭。
石涛是清代山水画中贡献最大的人，他力批“四王”的盲目摹古，而提出“我自用我法”，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提出“师古人之迹”，又要“师古人之心”（均见《苦瓜和尚画语录》），指出了山水画创作的唯一正确道路。他本人也是这种理论的实践者，半生云游，遍览名山大川，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明、清两代，人物画不及山水画、花鸟画之盛，虽有杰出画家，却无多大创造。明初“浙派”山水画家戴进、吴伟等，明中叶“吴门派”画家沈周、唐寅、仇英等都兼画人物。其中，唐寅和仇英的工笔仕女画很有名。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仇英的《人物故事图册》《人物图》《汉宫春晓图》《修竹仕女图》等都是工笔仕女画的名作。
除赵孟頫以外，元代也还有一些人物画家，如颜辉、钱选、何澄、任仁发、王振鹏、张渥等，都有人物画作传世。如《水月观音像》（颜辉）、《李仙像》（颜辉）、《紫桑翁图卷》（钱选）、《归去来兮图卷》（何澄）、《张果见明皇图卷》（任仁发）、《伯牙鼓琴图卷》（王振鹏）、《九歌图卷》（张渥）、《雪夜访戴图》（张渥）等，都是人物画中的名作。
（元）朱德润《林下鸣琴图》赵孟頫是一个修养全面的艺术家，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精，其书法成就尤高。他在书法和绘画上都主张“贵在师古”，这是针对宋以来尚意之风和当时许多画家用笔纤弱而发的，也确实对绘画和书法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主张的师古，仍然停留在技法上，而没有重视“师造化”，没有重视深入生活。他的《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水村图卷》《重江叠嶂图卷》等都是著名的山水画作。
“吴门四家”中的仇英与其他三家有些不同，他是漆工出身，靠刻苦学习，终成大器。他的山水画，学习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多作青绿山水。传世名作有《玉洞仙源图》《莲溪渔隐图》《桃溪草堂图》等。
沈周的年龄比唐寅、文征明、仇英大得多，唐寅、文征明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是当之无愧的“吴门派”画家的领袖。
元代人物画家不多，只有赵孟頫成就很高。赵孟頫的人物画成就很高。他的《人马图卷》《红衣罗汉图》等，都是元代人物画中的上乘之作。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周文清、周鼎、陈景初、王谔、夏芷等都属此派。此派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和夏珪，多用斧劈皴，笔有顿挫，多用干笔，水墨氤氲，浑然天成。
元代的赵孟頫是著名的画马名家。此外，任仁发、许通、陈琰等善画马、牛、虎、鹿等走兽。
元代以画梅著名的，有王冕、周密、钱选、沈雪坡、朱淳甫、赵云崖、乔戚里、陈立善、吴大素等，尤以王冕最为著名。
真正使明末清初画坛面貌一新的，是以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等所谓“四僧”为代表的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石涛、八大、弘仁、髡残等人，都是明代遗民，为了避祸，遁入空门，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叛逆。他们也认真学习古人，但反对对古人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在技法上提倡“我自用我法”。针对“四王”完全脱离生活，在古人陈迹中讨生活的陋习，提出以造化为师，“搜尽奇峰打草稿”。“四僧”的山水画，代表了清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平。
“浙派”和“吴门派”的末流，都师古不化，墨守成规，以至笔力纤弱、死气沉沉，代之而起的，是“华亭派”。
元代画坛，山水画是主流，成名的画家四百余人，其中，钱选、高克恭、方从义、孙君泽、卢师道、朱德润、王振鹏等也各有所长，形成了元代山水画的繁荣局面。
（明）吴伟《渔乐图》“四僧”中，石涛、弘仁、髡残都长于山水，而八大山人则以花鸟名世。
东南苏州一带，人文荟萃，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趣味与赵孟頫和“元四家”相似，因此，他们继承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格而形成了“吴门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吴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征明和仇英。
有创新精神的是岭南画家高其佩，他是清代著名的指头画家，今传有他所画的《钟馗图》。
清代仕女画的代表人物是改琦和费丹旭，但无多大创新。
明末清初，继承董其昌等人的是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画家，他们的倾向仍然是摹古，甚至几乎只仿黄公望一人，搞得“家家子久，人人大痴”（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
（清）弘仁《松壑清泉图》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个性突出，不泥成法，多有牢骚不平之气。他是明宁王朱权的后裔，明亡后不与清政府合作，于是将一腔亡国之痛全部寓之于画。他笔下的花鸟，极有个性，他画的鸟，眼眶作方形，眼珠上顶，有一种白眼看世界的桀骜之气。而其画又多有兴寄，所以有人题他画的荷花说：“长借墨花寄幽兴，至今叶叶向南吹。”
首先要提一提的是赵孟頫。
（元）赵孟頫《洞庭东山图》“四王”中的王时敏，是清初的画坛领袖，他的画，技法精纯，尤其是对黄公望领会极深，但却绝少创造。从他的《浮岚暖翠图》《云壑烟滩图》《溪山楼观图》《夏山图》等作品中，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特点。
“华亭派”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顾正谊、莫世龙等“画中九友”。他们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师古，师法的是自王维、荆浩、关仝等直至“元四家”。
苏六朋是著名的岭南画家，爱写民间生活和市井风俗，许多都能切中时弊，他的《吸毒图》深刻揭露了鸦片的毒害。
（清）王鉴《长松仙馆图》明末清初，花鸟画多宗沈周、陈淳、徐渭，到恽格（南田）出来，画风才得以一变。他继承和发展了徐崇嗣开创的没骨花鸟画法，改变了自南宋以来的勾填法，后来蒋廷锡父子、邹一桂等花鸟画家，走的都是恽格的路子。
乾隆年间，则以金农、郑燮、李鲜、罗聘等“扬州八怪”为代表，他们都是画坛革新人物，是旧法的破坏者，也是新法的创立者，成就很大，影响也很大。“扬州八怪”都走写意一路，都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但他们又十分重视各自的艺术个性，相互之间绝不相师，保持了自己艺术上的独立。
“元四家”遁迹山林，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这种态度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们那种萧索疏淡乃至枯寂幽远的作品及风格，也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取。明代初年，画院恢复，统治者有意提倡南宋院画，推崇李、刘、马、夏，他们的画风支配了明初的山水画坛。
清代的市井百像图，多能接触社会弊端，如姚文翰的《卖浆图》、朱炎的《群盲图》、黄慎的《群乞图》等。这一类画家中，以苏六朋最为著名。
如果说西方绘画重在写实，属再现艺术体系，那么，中国绘画则重在写意，属表现艺术体系。中国绘画虽然也主张“外师造化”，但更看重“中得心源”；虽然也要求“形似”，但更强调“神似”。把这种追求抒情写意、以境界韵味为核心的表现美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是“元四家”。
陈洪绶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李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张庚《国朝画征录》）。从他传世的《女仙图》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人物画的这些特色。
明代山水画，派别林立，最著名的，是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吴门派”和晚期的“华亭派”。
明代前期院画占主导地位，边文进和吕纪是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钱永善、罗绩、俞存胜、张克信、叶双石、邓文明、边楚祥、边楚芳、边楚善（三人为边鸾之子）、罗素、唐志契等，都以画花鸟闻名。
“元四家”，指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同，具体技法上各有特色，但是，在绘画思想和审美情趣上，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对明、清两代的绘画影响非常大。
元代是山水画发生巨变和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徐渭（青藤）。他的水墨大写意花鸟，醉笔淋漓，飘逸奔放，对清代“扬州八怪”及近代吴昌硕、齐白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中叶花鸟画，不及康、雍、乾时期，其中，赵之琛、张熊及岭南的居巢、居廉较有影响。
清代人物画也不及山水画和花鸟画，但肖像画却有进步。清代道释人物渐衰，而喜作鬼神，尤喜画钟馗。金农、罗聘等的《鬼趣图》，以鬼喻人，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社会的丑恶。
与吕纪同时的林良，虽然也是画院画师，但画风与边文进、吕纪不同，他走的是王若水、张中（二人都是元代水墨花鸟画家）的路，向水墨淡彩的方向发展，是明代水墨花鸟画的前驱。
“四王”的山水画，技法精绝，笔墨韵味十足，把文人山水画的水墨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仿来仿去，内容题材非常狭窄，风格技法也越来越单一。
宋代的文人画，到元代被推向了高峰，离开了宋代绘画的坚实作风而走向空灵的写意，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文征明的成就主要在书法，唐寅的画，主要在人物和花鸟，但他们的山水画仍然精审。文征明的《绿阴长话图》《春深高树图》《山雨图》《真赏斋图》《溪亭客话图》，唐寅的《落霞孤鹜图》《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春山伴侣图》等，都是传世名作。
元代花鸟画和人物画的成就相对较小。由于元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高压，许多文人都采取隐遁的办法消极抵抗。他们多画墨梅、墨竹，以梅、兰、竹、菊象征自己不随流俗和孤芳自赏的情操，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王冕、钱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