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火车上所点的蜡烛，町野对吴佩孚说他不希望中国因内战而失去一位清廉的名将，“你在这里战死，对中国是个损失”，他劝告吴佩孚从渤海出逃。
遥想春秋时代，吴越两国相争，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并围困于会稽，其后勾践卧薪尝胆，为的就是要一雪“会稽之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的心境就仿佛是勾践，向直系复仇雪耻占据第一位，其他都尚摆在次要位置。当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与其商谈打垮曹锟、吴佩孚后的权力分配问题时，他就表示只要打垮曹、吴，怎么都好说。
和段祺瑞相比，张作霖与孙中山几乎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除了信念有异外，奉系向来都瞧不起孙中山，称他为“大炮”，只会吹牛放炮而干不了什么实事。当然也有人认为孙中山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未可轻视，但也仅仅是说孙中山代表了一种新思潮而已，对于这种新思潮究竟有多大能量，奉系那时并没有能够予以充分重视。
简单来说，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的联盟以及冯玉祥的倒戈，只有推翻曹锟、吴佩孚这一个目的是相同的，至于推翻曹、吴之后，应该如何设立中央政府以及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则各有各的主张和打算。张作霖的算盘是还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前那样，以东三省为根据地，同时拥戴一个政治人物或内阁入主中央，这样便于自己尽可能插手和控制中央。冯玉祥的念头与此相仿，因此接下来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究竟该给谁黄袍加身了。
几个反直盟友之中，有资格也有愿望坐上金銮殿的，只有孙中山和段祺瑞两人。段祺瑞是除袁世凯之后声望最高的北洋元老，张作霖一系虽非小站出来的北洋正统，但亦算是北洋这个圈子里的，他们对段祺瑞非常尊敬。从张氏父子到东北军的一般高级将领，均视段为最有希望重振北洋的核心人物。
战争结束了，张作霖准备由奉天出发，前往天津与段祺瑞、冯玉祥会晤。杨宇霆、姜登选等人问他会如何应付段、冯，张作霖显得很是自信，他说：“你们放心，我会耍这一套，比不得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耍这一套我比你们高明，你们可再不用管了。”
按照东北军统帅部的规定，所有军事文件，非经总参议或参谋处长附署，不能下达，连张作霖都不能直接下达命令。张作霖话中“军事非通过你们不可”指的就是这个，其言下之意，对于怎样谈判和与政客们打交道，他本人还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完全用不着幕僚们进行辅佐或帮助。
吴佩孚前脚刚走，后脚东北军已开入塘沽。张作霖得到报告后，认为是日本人有意放跑了吴佩孚，对此颇为恼火。他朝着町野大发雷霆：“为什么放走吴佩孚？”町野不予作答，杨宇霆不便说什么，只能在一旁喘笑着打圆场。
当着町野的面，吴佩孚语调铿锵地回答道：“得失与否我不管，在这里打最后一场战争是我的宿愿。”
就在吴佩孚考虑究竟该如何出逃的时候，晚上张作霖的私人日籍顾问町野突然求见。自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后，町野就认定“张作霖一个人不可能统一天下，因为南方还有四省的巡阅使”，他由此萌生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促成张作霖与吴佩孚、孙传芳合作。
与孙中山结盟，张作霖主要还是把他当作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多少能够用来牵制吴佩孚的力量，他从一开始对孙中山就没有寄予太高期望。第二次直奉战争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其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虽然一度有所进展，但因受广州商团的牵制，实际战果其实很小。段祺瑞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大多了，起码浙沪的卢永祥、何丰林都属皖系，冯玉祥的倒戈也应该算在他的账上。因此种种，张作霖拥段是铁定不移，一面倒的。
表态是一码事，实际怎么做又是另外一码事，毕竟到这种时候了，别说再打一场战争，在天津多待一天都成问题。就在与町野谈话的第二天早晨，吴佩孚仓皇离开天津，由塘沽登舰，经由海路南下。途中曾有日本军舰尾行，虽然众人都不知其用心所在，但据町野与吴佩孚对话时的态度看来，监视的同时倒还有护送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