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金寿山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来安插“内盘”，就在他为此抓耳挠腮，无法可想的时候，干儿子马某献了一计，说不妨如此如此，金寿山听后连连称好。
当时马德利多夫对刚刚崛起的张作霖十分感兴趣，就把拉拢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金寿山。金寿山合计下来，若是能够趁机说动张作霖，就便可以从俄国人那里领到更多的好处，强过与其动刀动枪。当下，他便带上厚礼，赶往张作霖设于中安堡的团练部。
没有吃掉张作霖，反而还帮助对方增强了实力，金寿山哪里甘心。“胡子”里有句话，叫作“砸窑先砸红窑”，那些有相当底气的“硬窑”为显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吓唬住“胡子”，往往会在烟囱上绑一面红旗，意思就是你要砸就砸，爷不怕，这就叫作“红窑”。“胡子”们固然知道“砸红窑”有多难，轻易不敢擅动，但一有机会总希望自己能砸下来，因为“红窑”的油水大不说，还能借此在江湖上扬名立万。
马德利多夫的主张引起了俄国远东军总部的重视，于是便委托他在东北进行招募。按照俄军的要求，凡是应募的“胡子”都要在肩膀或手臂上佩戴“中俄旗式”的标志，老百姓私底下称之为“花膀子队”。金寿山最早加入“花膀子队”，并为马德利多夫穿针引线，拉皮条式地招降其他“胡子”。
在金寿山眼中，中安堡已成为必须砸下来的“红窑”。对于如何“砸红窑”，“胡子”们也积累了一套经验和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收买村寨里的人，称为“内盘”，以便里应外合。
金寿山碰了一鼻子灰，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过几天，就把“砸窑”的目标对准了中安堡。
按照坚固程度和防御设施的配备情况，“窑”又可分为“软窑”和“硬窑”。“软窑”的外墙由柳条子、木板障子构成，寨内无炮台，只是在屋角、道栅、马圈、猪圈里设有“暗枪”。“软窑”相对来说容易“砸响”，比较难“砸”的是“硬窑”，不仅有砖砌或土打的外墙，寨内还有炮台。所谓炮台也就是碉堡，当然不是家家都有，只是有的人家有碉堡，但已能起到足够的警戒和防御作用。
由于男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要休息睡觉，所以一般情况下，天黑后都是女人到有碉堡设备的人家待着，一旦发现有什么动静，立即开枪报警，这叫“响窑”。这时候，睡觉的男人特别是练勇就会赶紧起来御敌。
像很多假意上岸洗白的土匪一样，金寿山虽然表面上挂着“保险队”旗号，但从思维模式到实际做法，从来都没有脱离“胡子”的一套。“砸窑”乃黑道行话，就是指攻打村寨城镇，攻进去叫“砸响了”，没攻进去叫“没砸响”。
前后两次被汤玉麟所救，张作霖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两人的兄弟感情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汤玉麟受邀进入中安堡，两帮自此合二为一。合并了当然还要再排一排座次，汤玉麟甘愿为张作霖鞍前马后地效力，在他的拥戴下，张作霖坐了新“保险队”的头把交椅。
至1900年年底，东北全境各主要城市及主要交通动脉均已被俄军占领，东三省全部沦陷。这些俄军军纪败坏，经常三五成群地从据点里跑出来为非作歹，而且每每闯入民宅中侮辱妇女，为老百姓所切齿痛恨。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可不愿意像金寿山那样没骨气，为了“金卢布”出卖自己的国家和乡亲。没等金寿山把话说完，他就顶了一句：“我不参加俄军是我的自由，用不着你来操心！”
俄国派兵大举入侵东北，剿杀义和团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目的是要吞并东北。俄军高级参谋马德利多夫大校认为，要想真正把东北变为沙俄帝国的一部分，除使用正规部队外，还必须注意联络当地的绿林武装，使之辅助俄军的侵略行动。
中安堡镇属于“硬窑”，有不少炮台，且防范较严，所以虽然张作霖的人马不多，但金寿山也很难“砸响”。这边张作霖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向自己的结义兄弟汤玉麟紧急求救。汤玉麟很讲义气，星夜赶到中安堡为张作霖解围，金寿山畏惧“汤二虎”的悍勇，只得撤兵而去。
见到张作霖后，金寿山直言不讳地让张作霖和他一道投靠沙俄，给俄军当眼线，同时承诺只要张作霖肯这么做，不但可以不再计较“抢地盘”的事，双方还能结成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