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归骂，当时直奉刚刚联手打败皖系，也不可能两家马上又自己打起来。曹锟、吴佩孚只得忍着气，继续在天津与张作霖开“分赃会议”。会议期间，张作霖频频驳斥曹锟的意见，吴佩孚见状发言反驳，意思是你奉军不过是在皖军主力已被我击溃的情况下，才中途参战的，等于是从我们手里夺取胜利果实，有什么可居功自傲的？
张景惠得令，真就拿出“砸窑”的劲头，把能抢到的东西都抢到了手，连已被直军得到的两个空军探照灯也被他们夺了过去。
如今的吴佩孚早已由师长晋升为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挑翻“奉系内阁”也可以说是他得势之后对张作霖的一次凌厉反击。
曹锟听了也很是不满，大骂道：“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得那些东西还不够，连两个坏灯还要。”
中国人通常都是感性的，并不太注重理性思考，没有人会去认真剖析每一件事内部的是是非非。结果是吴佩孚仅发了连续几天的电报，未用一兵一卒，便使梁士诒放弃了继续主持内阁的勇气，弃职逃往天津。
最早主张建立反直联盟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孙中山。在当时的形势下，孙中山认识到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擒贼擒王，首先打倒直系，为此他一边打算回广东重组政府，进行北伐，一边号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曹锟）吴（吴佩孚）”。后者就是所谓的“三角反直联盟”，或曰“孙（孙中山）段（段祺瑞）张（张作霖）合作”。
直系对梁内阁持不支持态度，梁士诒就职当天，吴佩孚甚至连封贺电都没发来。这使梁内阁自然而然只能对奉系一边倒，致使张作霖在中央的发言权高到极点，而直系的中枢地位则几乎降到了零。反过来，这又更增加了直系对梁内阁的不满。
你还别说，张作霖若论地位，虽然与当年绿林时期已不可一日而语，但他的那点德性真就没怎么太变过。直皖一战，直军是主力，奉军只是配合，坐收的是渔人之利，可是战争一结束，张作霖就给张景惠下达紧急命令，让张景惠抢在直军前面，从皖军的军械上捞油水，“别的都不用管，赶紧划拉去吧”。
海外侨胞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资源。有一段时间，张作霖想找华侨投资开办葫芦岛海港，孙中山就以此为契机，派东北籍党人宁武带上华侨资本家的信，前去天津联络正在参加“巡阅使会议”的张作霖。
吴佩孚一边密电各省直系督军逼宫，一边利用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给梁内阁猛扣卖国贼帽子。报纸上三天两头能看到这位前清秀才激情洋溢的妙文，比如“我国不乏爱国健儿，到时恐怕火烧赵家楼的旧剧又要重演”，又如“请问今日之国民，谁认可这个卖国的内阁”。
革命党人与段、张自然不是一路人，孙中山对段祺瑞的看法尚可，认为段“反袁称帝，不失为爱国的军人”，徐树铮取消外蒙独立时，他还曾致电祝贺。但张作霖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形象要差得多，孙中山视他为“过去的土匪头子”“列强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的土皇帝和军阀”。之所以要联合他们，当然只是为了倒直的需要，例如在平息党内关于联合段祺瑞的异议时，孙中山解释得就很明白：“如果他跟我们革命到底更好，否则等我们有力量时再解决他。”此说当然也适用于张作霖。
张作霖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直皖战争中吴佩孚展示出来的军事才能，以及直军整体所拥有的实力，都让他不敢贸然站出来与直系单挑。为了增加胜算，他决定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其他反直力量进行联合。
吴佩孚说话跟他写文章类似，一向尖酸刻薄，张作霖当场非常难堪，他愤然变色，对曹锟说：“三哥（曹锟在家排行老三），今天这个会，是咱俩商议要事。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好几个师长呢！”
吴佩孚得报后大骂奉军是土匪，他朝着曹锟大发牢骚：“张作霖真不像话……南苑和东直门库房的飞机、军火被他们搜劫一空，这还不满足，居然把我们接收到手的探照灯也硬给抢走。这样的‘红胡子队’，今后怎好合作？”
张作霖此言一出，吴佩孚下不来台了。他气呼呼地站起来拂袖而去，出来后对他的幕僚人员说：“他张胡子自己觉着不错，我不得势则已，一朝得势，必好好治治他，叫他认识认识我这师长！”
吴秀才的文笔是如此之好，以致当时的国人把他的通电当作国文范本或“新古文观止”，都说读了这些文章，就不愁文思不畅，文笔不雄健了。
新任国务总理梁士诒秉承过去段祺瑞皖系“务实外交”政策，利用条件较为优厚的对日借款来缓减财政危机，同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也为中国争取到了部分权益。应该说，在维护国家利益这件事上，梁内阁做得并不是很差，可是这也并未能让他们避免被倒阁的命运。
吴佩孚此举令张作霖愤怒至极。其实他和吴佩孚之间早就互相都看不惯对方了，张作霖自恃是堂堂封疆大吏，而吴佩孚到直皖战争时也只不过是个师长，照他的话说“我国师长多达数十名，即使我自己手下也有不少”。至于吴佩孚，同样也不把张作霖认在眼里，他认为自己是秀才，秀才遇到兵，尚且有理讲不清，何况张作霖以前还是个土匪头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