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呼呼的张作霖倒也不是一无所获。鉴于中俄边境不断发生骚乱，需要统一兵权加以抵抗等原因，北京政府特任其为东三省巡阅使。由于北京政府未对这一职务的官制和权限发表任何限制性规定，所以它不单单相当于前清东三省总督的翻版，其实际权力甚至还要超过东三省总督。
见孟恩远不肯就范，张作霖又唆使奉天籍国会议员邴克庄等人联系吉林省议员于贵良，以违法乱纪、擅自编师为由，在参议院对孟恩远提出弹劾案。本来查办督军的提案很少能够通过，但这次在张作霖所控制的尚友会的作用下，居然得以一举通过。提案通过后，邴克庄等人趁热打铁，约于贵良面见段祺瑞，促请政府迅速派员查办孟恩远。
1918年3月12日，张作霖、徐树铮宣布组织援湘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奉军入关。张作霖由“胡子”起家，之后得以飞黄腾达，身任封疆大吏，全靠枪杆子的力量。他当然深知枪杆子有多么可贵，更知兵权不可以假人，现在居然肯将奉军统帅大权交给徐树铮，并付以全权而不加遥制，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少见的。
除了请求中央对孟恩远进行处理外，张作霖还给孟恩远本人寄去一封公函，暗示其自行辞职。孟恩远自恃树老根深且上面有人，对张作霖的这一暗示置之不理，在吉林省议会上公开声称：“我虽年老，对前途无大希望，但只因受到某方面的压力而辞职，是断然办不到的。我有一个师和五个旅的亲兵，自信还有些抵抗力。”
问题就出在南征上，吴佩孚等人的直系军队不愿打，致令北方南征军在湖南吃了败仗，形势骤变。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仍不顾一切地要挽回战局，为此不惜把奉军全部摆在湖南战场，欲用奉军来独当一面。
孟恩远这一自乱阵脚之举，正中张作霖下怀。孟恩远在吉林的地位较为稳固，除了资格老，督吉时间较长外，还因为他出自老北洋，北洋元老、新任总统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时，孟恩远是督署的先锋官，本属徐的亲信。于是张作霖就直截了当地以东三省巡阅使名义，给徐世昌发去电报，指责孟恩远在吉林财政方面处理失当，一边滥支军费，一边却眼看着胡匪滋扰而不管。
徐树铮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孰料事情首先被张景惠发觉。后者赶紧密告张作霖，并且说徐树铮和杨宇霆私自招兵有取代奉军的企图。张作霖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免去徐树铮、丁超等人的职务，同时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之名，将涉案的杨宇霆予以关押，后经段祺瑞说情，才只以撤去参谋长一职了事。被罢了官的杨宇霆失去幕主宠信，只得滞留于京津，终日无所事事，生活上还得依靠别人接济。
奉命南征的奉军将领对此极为愤慨，认为徐树铮是在拿奉军当枪使。张作相进言张作霖，说奉军在前线卖命，胜利果实却有可能被徐树铮一人夺走，“也太吃亏上当了”。袁金铠也对张作霖说：“徐树铮不过借公之力，伸个人之权以固私而已。”
段祺瑞虽已不担任总理，但仍握有实权，遂委任汪湘琦为查办使，赴吉林进行调查。迫于段祺瑞、张作霖的压力，刚上台不久的徐世昌只得下令将孟恩远免职，另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
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后，名义上可统揽三省兵马，吉林亦包括在内，但吉林督军孟恩远的资格比张作霖还高，哪肯真的听从张作霖的指挥，可是不听看来又不行——张作霖仅在奉天一省就拥兵四个师、七个混成旅，外加十几个营的巡防队，另外黑龙江省也在奉天势力范围之内，完全服从张作霖的调度。
奉军南下，声势很大。在他们进驻北京南苑后，已构成对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迫于形势，冯国璋只得邀请段祺瑞再度出来组阁。为了使段内阁能够尽快组成，张作霖又向北京政府提出：“如果成立段内阁，十日以内则将北京附近军队全部撤走南下。”
3月23日，段祺瑞搬回国务院，他一上任即重祭“武力统一”政策，继续对南方用兵，张作霖亦践行承诺，令北京附近的五万奉军南下征战。
眼看着奉军被调离前线，徐树铮就想拉队伍自己干。他利用奉军之名，从陆军部冒领军款三百七十余万元，利用这笔钱，他与杨宇霆私自招募了四个旅，由同为士官生的丁超等人率队指挥，在洛阳、信阳两处进行训练。
听了众人的话，张作霖急忙改变南征方针。他一面让孙烈臣等人分别统率各部，用来架空徐树铮，一面以俄国爆发革命，中俄边境紧急，奉军不能长期远征南方为由，将奉军撤离前线。
孟恩远万没想到徐世昌会给自己下达免职令，不由大为惊骇。看到张作霖如此苦苦相逼，他本想交任离吉了事，但幕僚和部下们不乐意了。
孟恩远不想听张作霖的，于是就想通过扩充实力来增加自己的发言权。张作霖靠劫械扩充军备，他则让自己控制的永衡官银号猛发纸币，用滥印的纸币成立了一个暂编师，结果弄得吉林财政紊乱，人心惶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