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2日，冯、郭双方正式在包头签订密约。冯玉祥对待奉系更加强硬，当国民军接防“保、大”时，甚至与撤退不及的东北军发生了冲突。此举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和疑虑，认为冯玉祥不守信用，于是又再次要求冯方公开表示与奉系合作的态度。冯玉祥有恃无恐，他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亲笔信，指责张作霖迷信武力，颠倒是非，同时声称自己“决不受逼迫而宣言”。在信的末尾，他还说道：“如兄认为有合作帮忙的必要，弟就来合作帮忙，否则惟有静待缴械而已。”
张作霖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当即在帅府召集军事会议，会上拍案大呼：“主和派误我！”他问杨宇霆谁在主和时最卖力，得知是李景林和郭松龄，便欲召二人回奉，说：“我要处理他们。”
对张作霖已经“脑筋陈旧”，张学良心有戚戚，他也自忖若由自己坐上那个位置，肯定比老爷子强。从前当郭松龄抱怨得不到地盘时，他经常劝郭：“你不要急，咱慢慢来，大帅那一套早晚还不就是我们的吗？我当儿子的总不能去抢爹的，他那一套将来还不都是我接吗？”
张学良从军以来，没用多长时间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少帅”，也成为实际上的“东北皇储”。他的弟弟们经常说他只是侥幸成功，张学良可不这么认为，他对二弟张学铭说：“你哥哥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
见郭松龄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儿子对他又如此偏袒维护，张作霖决定采纳杨宇霆的建议，立刻调郭松龄回奉天，但郭松龄却以生病住院为遁词，拒不从命。
在认定自己仍得到郭松龄等人的坚决支持之后，张学良终于离开天津，返回奉天。回到奉天后，他即按防止杨宇霆等士官派借机抢功的路子，说服张作霖停止与冯玉祥敌对。
张作霖的急电犹如火上浇油，郭松龄的第一个感觉是，自己与冯玉祥签订反奉密约的事可能已被张氏父子识破，召他回奉一定不怀好意，于是立刻下了“提前行动”的决心。
杨宇霆等人均认为李、郭地位重要，不可轻易调动，只可缓图。张作霖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马上命手下发急电两封，一封命李景林即日夺回“保、大”，驱逐国民军以求将功赎罪，另一封命郭松龄调所部集中滦州，然后回奉天听命。
话虽是这么说，但如果能顺顺当当地早点戴上皇冠，岂不是更好？当然张学良不会料到郭松龄早已与冯玉祥订立密约，他所想象的只是在郭松龄等陆大派的压力下，通过和平方式，让父亲自觉自愿地把大权提前交给他而已。这也是当郭松龄大着胆子暗示他可“谋权篡位”时，他并未坚决加以否认或驳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张学良确实上过前线，也经历过危险，但这与他的父辈，包括张作霖、吴佩孚们的遭遇相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那一代人才真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血雨腥风中拼杀出来的幸存者和胜利者。张学良能够有所成就，还真就如他的弟弟们所言，侥幸或者说是得人之功的部分占了一大半，而在某种程度上，看不到这一点，也堪称张学良人生不幸的一个源头。
父子两人发生了激烈争执。张学良脱口而出：“我管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管不了我的部下。”张作霖一听大为光火，拿起一只杯子就向张学良扔了过去。
就张作霖而言，他其实一直都不看好郭松龄，认为此人刚愎自用，作风跋扈专断，只是因为张学良多方为其说好话，这才予以破格拔擢。张学良的基本评价则是“父亲确实有慑人之威，能御人，但却不会识人，断事也有缺”。所谓不会识人，说的是不喜郭松龄，偏宠杨宇霆，所谓断事有缺，指的是郭松龄没捞到地盘，杨宇霆江苏被逐反而重用之。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春风得意，尾巴差不多翘上了天，连吴佩孚在他嘴里都不值一提，口口声声总是“吴佩孚这人除了会吹之处，没有什么能耐”，或者“吴佩孚这个人真是不会用兵”。既然吴佩孚都没有什么了不得，那么曾沦为吴佩孚手下败将的父亲又有什么稀罕呢？
父子相谈，张作霖却越听越不是滋味。他历经风雨，吃过的盐比自己儿子吃过的饭还多，听了不一会儿，就明白张学良的话全都是郭松龄教的。老爷子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将张学良狠狠地骂了一通，其中有一句骂得特别尖刻，说：“你除了你老婆不跟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去睡之外，你甚至吃一个苹果，都要分给他一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