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跟国民党讲和，张作霖一度同意“信仰三民主义”（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真信假信，彼此都不管），但决不易帜。不过到就任大元帅时，他又突然改变初衷，允许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悬挂了青天白日旗。在通电中，张作霖还表示，他与已故的孙中山是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违背三民主义者，一律为友”。
张作霖不同意改军制，新华门的青天白日旗便只好降了下来。此时宁汉分裂，南方革命政府实际分化为了南京、武汉两个政府，代表南京政府的是蒋介石，为了与武汉政府相抗衡，蒋介石急于和张作霖达成协议。见谈判陷入僵局，他忙派何成浚为代表再赴北方，准备与张作霖、阎锡山协商成立一个纯军事上的三角同盟。
张氏父子及属下对于国共的思想向来都非常隔膜。还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张作霖、孙中山、段祺瑞搞“三角反直联盟”，南方特使伍朝枢来东北进行联络和考察，有一天他突然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对接待他的何柱国说：“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柱国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事后何柱国就此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张学良满不在乎地说：“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人家有人家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可是南方的最后一个条件还是把张作霖给难住了，那就是将安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这表示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他老张从此得给国民党打工了。
在出席东方会议的官员中，外务次官森恪是中心人物。由于田中的外相是兼任，所以森恪是事实上的外相，也是田中“积极外交”的主要幕后策划者。除了“积极外交”外，森恪还为田中构思了一个新的对华政策，名为“满蒙内离政策”，其主旨是把中国的政治力量一分为二，以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关内，用于“遏制共产主义”，以张作霖的奉系统治关外，用于“保境安民”。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三方都产生相关意向的时候，蒋介石却自身难保，在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逼宫”下被迫辞职下野。蒋介石是三角同盟的主导，随着他被从南京政府中踢出，结成同盟的线索也就被切断了。
既然张作霖在北京做起了“大元帅”，自然就不可能再退守关外，但和战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迎刃而解——即便北方军队来了个大联合，即便孙传芳、张宗昌等人都还有干劲，军事力量上北不如南，却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国民革命军再次兴师北伐，奉系还能不能继续在关内站住脚就很成问题了。
东方会议没有离开“满蒙内离政策”的基调。与会者认为，蒋介石既已宣布分共，就可以利用他来“遏制共产主义”，但国民党以反帝为口号，如果让他统一中国，对日本又是不利的，因此哪怕出动武力，也至少要把北伐军阻止在华北。至于张作霖和奉系，众人预计，就算日方不做安排，只要北伐再次启动，东北军也一定会“使用逃回关外这最后一招”——张作霖争霸中原多次，每次不利时，就会用这一招，而他的政敌也很难奈何得了他，因为张作霖“像螃蟹钻入洞穴一样，一旦钻进洞穴，就很难抓到”。
为此，张作霖在“登基”的头几天，就开始派杨宇霆和南方代表方本仁、阎锡山代表南桂馨在帅府进行停战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也打算进行退让。
对于蒋介石的新提议，张作霖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因为这对他很有利：冯玉祥远在西北边陲，三角同盟一成立，东北军便只需对付远道而来的武汉北伐军，从力量上看应该绰绰有余。
他的部下张宗昌挺能凑趣，以后对所谓“共产共妻”进行了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解读：“共产党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
不能和，就要战。继张学良、韩麟春败于河南，孙传芳、张宗昌在津浦线上也相继溃败，不得不退守山东。日本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军事形势的发展，意识到东北军已难以阻止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也只是时间问题，田中在外相官邸连续召开会议进行商讨，史称“东方会议”。
张学良虽不信仰三民主义，但至少知道一些，张作霖原来是根本不知道，后来听别人讲，才多少了解了一点，至于当时刚刚兴起的共产党学说，则接触得更晚。从骨子里，他对这些都很排斥，一律视之为“赤”，说：“现在有人闹什么革命（指李大钊等），想把俄大鼻子那一套拿中国来，叫什么共产共妻啦。你们大家想一想，什么都可以共，个人的老婆孩子也可以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