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原追剿的那些日子足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若是一个不善于带兵或缺乏江湖经验的人，可能还没过几天，麾下官兵就会逃得一干二净，让指挥官变成光杆司令。张作霖在洮南一干就是几年，部下始终对他不离不弃，的确有其过人之处。
苦和险，都已渐渐习以为常，让人无法接受的还是迟迟难以建功。在这片宽阔无垠的草原上，成天就只能眼看着蒙古骑兵像闪电一般出没，官军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张作霖压力很大，他对部下们说：“如果不能把蒙匪消灭，我还有什么脸面干呢？”
张作霖与安遇吾是至交好友，听了众人的意见后深以为然，遂派人给安遇吾送信，约他前来一聚。
原来部队到新地点后，蒙军还是跟了过来，并且在夜晚实施偷袭。张作霖虽不知道这些，但他直觉危险未过，而在有危险预感的情况下，他是不会睡觉的。让陶历卿写信和吸烟，也是为了让陶历卿警醒一点，以准备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听了张作霖的话，大家都坐不住了，便一起寻思究竟该用什么法子才能把事情办好：想剿平这伙“蒙匪”，必须一部一部地消灭；要消灭其中的任何一部，必须知道这一部的老巢在哪里，这样就非得派人去挖底；被派去挖底的那个人，又非得与“蒙匪”有内部关系不可。
凡是和张作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身材短小，然而两眼炯炯有神，精悍之色见于眉宇。”后来据说法军元帅福煦（一说是霞飞）到访中国，在奉天见到张作霖时，也称他“两只狐眼，机警过人”。正是凭借这种精悍和机警的性格，张作霖又一次摆脱了危险。
约莫走了一百多里，天亮时他们到达了一个汉蒙交界的地带，可以看到有土房子和蒙古包，张作霖这才传令“住下”。紧接着，后面的监视兵报告：“昨夜蒙古兵果然前来奇袭。”
一连三四天奔波下来，众人已经累到了两脚打飘，能够过夜休息，没有人不高兴。现在一听要开拔，各营管带、哨官、军士都不乐意，但在张作霖的一再坚持下，又只好勉强动身。
陶历卿推辞不得，只好吸了两口，但他到底困得不行，很快就晕晕乎乎地倒在炕上，头塞在枕头下面睡着了。睡梦中，他迷迷糊糊地听到耳边有“扑哧扑哧”的声音，转过头来，赫然看到有人正用刀砍他的枕头。
过去，“胡子”里面有一类人，名为“插千的”，专门负责在“砸窑”前潜入“窑”内做卧底或进行侦察活动。“插千”非常危险，一旦被对方发觉，重者被立即处死，轻者也会被打成残疾，所以“插千的”除了需要“管直”（枪法好）外，还必须机智勇敢、忠诚可靠。安遇吾不是“胡子”，当然更没有做过“插千的”，但是“插千的”所需要的技能和品质，他全部都具备。更重要的是，牙仟驱那里有个名叫鲍老疙瘩的头目，过去在安遇吾家里做过事，两人交情不错，安遇吾可以利用这一关系打入对方内部。
众人想来想去，一致认为只有八角台的安遇吾能办这个事，而且除了他谁都不行。
陶历卿写了一封又一封，一共写了七八封，直熬到深夜才结束。这时勤务兵都已睡着了，张作霖却还没有睡，正在屋内抽大烟玩呢。见陶历卿写完了信，他就把大烟盘子端出来让陶历卿吸。陶历卿推说“不会”，他不让，非得吸，还亲自倒在炕上，给陶历卿打烟泡。
这种比《水浒传》中“及时雨”还要更慷慨好义的性格，在江湖中最受推崇，在八角台一带，凡是“耍混钱的”，无不把安遇吾敬得像个头儿一般。有人甚至说安遇吾不是“胡子”，但却能指挥“胡子”。
蒙军偷袭时不用枪，只用刀，在他们砍陶历卿的枕头前，外屋的两个警卫兵已经被砍死了。陶历卿虽然还是睡着了，但幸亏把头放在了枕头下面，又因为被张作霖干扰，所以睡得不是太沉，否则也难免一死。最后从里屋冲出，救陶历卿一命的正是张作霖。他射出的子弹把闯入屋内的两名蒙古兵都给打死了，同时枪声也唤醒了屋外的大部队，参与偷袭的其余蒙军见行动已经暴露，赶紧骑马逃走了。
陶历卿这一惊非同小可，脑子立刻清醒了，他迅速拔出枪，向持刀之人射击，然而子弹并没有射中对方。千钧一发之际，由里屋冲出一人，他把陶历卿拉下炕，用膝盖将其压倒在地上，随之甩手就是“一连六响”（即六颗子弹连发），而且连续打了好几连。与此同时，外面也枪声大作。
安遇吾身材高大，经常穿一身不扣纽扣的袍子，系一条布带子，平时好骑快马，骑马时不拿马鞭，拿的是绳拂，这是当时东北有钱人的典型装束和做派。安遇吾很有钱，但绝不吝啬：朋友有急，挥金如土自不在话下；朋友有难，别说钱，要他拿命相抵都没有问题。
晚上宿营，张作霖和陶历卿一个住在土房子的里屋，一个住在外屋。陶历卿认为到了新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想安心地睡个好觉，但张作霖偏不让他睡，一个劲地催着他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