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邢师溃不成军，上海至南京的交通又被孙军截断，杨宇霆急忙于深夜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陈调元突然闯入会场，并让他马上随自己一道走时，杨宇霆才明白不仅大势已去，自己也将在劫难逃。
不过半年多一点的光景，奉系就又丢掉了苏皖两省，真是得来容易失去也不难，其命运不见得比前面的卢永祥、何丰林好到哪里去。
杨宇霆逃出南京时，南京宪兵司令杨毓珣刚由上海回来，见情形混乱，他不敢渡江，只好一个人落荒而逃，途中又骑了农民的一匹驴以为坐骑。天快亮时，他进入一座古庙休息，还谎称自己是迷路的老百姓。庙中和尚乐了，说：“你不必瞒我，昨天也来了一位你们同样的人物，请你看看也许认识。”说罢就带着杨毓珣前往相认，杨毓珣过去一瞧，原来是邢士廉师的一位旅长，名叫刘翼飞。刘翼飞身着僧衣，早已化装为僧。于是杨毓珣也如法炮制，扮成了僧人模样。此事后来在东北传为笑谈，谓之：“杨琪山（杨毓珣字琪山）劫毛驴，刘翼飞当和尚。”
陈调元赶紧打电报给浦口和江浦花旗营的苏军，下令对杨宇霆的专车予以拦截。事有凑巧，花旗营驻军的电务员刚换了一名新手，译电报的速度较慢，等他把整个电文译完时，杨宇霆的专车正好驶到。驻军立即进行拦截，专车是拦下来了，但专车前面的一辆押道车已飞驶而去，杨宇霆正在押道车中！
1925年10月15日，中秋节刚过，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接着便先发制人，假借夜间演习，率部奔袭上海。
不久，皖军蠢蠢欲动的消息传来，眼看情势已万分危急，左右再三劝姜登选走，姜登选总是不依，急得众人团团乱转。最后还是张作霖命令张宗昌派来一列装甲车，责成必须将姜登选拉走，大家这才七手八脚地把他硬拉上装甲车。当姜登选一行离开蚌埠城时，听见城内已经枪声大作，众人连呼：“真是好险呀！”
事实上，刘翼飞也是整个苏皖地区，唯一曾对孙传芳组织过抵抗的东北军将领。当他到奉天见张作霖时，张作霖对他说：“你回来了，好极啦！听说你化装当和尚啦。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都是爹妈少给了一个胆，一枪没放，全投降了！”
事发后，姜登选安排那唯一的一个旅撤往徐州，单留自己和少数随从人员在蚌埠唱空城计，然后召集蚌埠绅商，对他们说：“你们安徽人反对我们奉军南下，我把奉军全部撤回去了。我没有拿过你们安徽一分钱，也没有杀过一个老百姓，自信是对得起你们安徽的。现在我只等待中央派人来接替，哪一天来了接替的人，那一天我就交代。”
在孙传芳通电讨奉后，陈调元态度暧昧，这时有人建议杨宇霆依靠宁沪两师，与孙军在南京决战。杨宇霆认为东北军孤军深入，如果后援切断将非败不可，因此决定渡江北撤。他下令邢士廉师先行，向镇江撤退，然后再渡江到瓜州集中，丁喜春师殿后，在他本人渡江后，再向浦口集中北撤。不料邢士廉并未按照指定地点撤退，而是径直率部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选择从下关渡江，以致船只不敷使用，互争抢渡，乱作一团。
驻于江南的东北军本就不多，杨宇霆到南京就职还没几天，郭松龄不待请示张作霖，就把他的嫡系部队、驻浦口的刘伟步兵旅调回了冀东。刘旅虽然只有一个旅，却是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刘旅一走，苏沪地区仅剩南京的丁喜春师和上海的邢士廉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军原来的旅都已扩充成师）。
安徽的地方军队与陈调元一样，也都与孙传芳有过暗中联络。东北军在安徽只有一个旅，对付不了这些皖军，只是因为姜登选的人缘好，所以皖军并没有立即对他采取行动，才使他避免了全军覆灭的下场。
好个“小诸葛”，杨宇霆立即起身，回应陈调元道：“好，让我洗个澡马上就走。”结果他这个澡洗了一个多钟头也没出来。陈调元起了疑心，推开浴室门一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原来杨宇霆早已借下水道溜出南京城，从下关渡江到了浦口。
负责在南京殿后的丁喜春比邢士廉还没有脑子。事发前，陈调元以帮办的名义多次宴请丁喜春和其他东北军高级军官，杨宇霆刚刚过江，陈调元又再次宴请丁喜春等人，后面这批人居然还真去了。陈调元趁机对丁师实施包围，一枪不放就把这个师全部解决掉了。
东北军南下后，张作霖派两位直接带兵的大将分别掌管关内军队，即由郭松龄坐镇天津，统领直鲁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韩麟春坐镇徐州，统领苏皖两省军队而为其保障。这样南北呼应的部署从理论上来说是很牢靠的，尤其是郭松龄坐镇天津，对大局更有举足轻重的稳定作用。问题是东北军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加上事前毫无准备，临时措手不及，所以一下子就被孙传芳部及其苏军、皖军节节截断。没有交通线作为依托，东北军要打也无从打起，所有部队都不得不仓皇北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