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吴佩孚却缺乏这样的大局观，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没多久，两人就因地盘问题发生了矛盾。冯玉祥自然争不过当时如日中天的吴佩孚，他被免除河南督军，到北京南苑当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张学良遂下令以野炮列阵，对正面直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但连续炮击三次，直军阵地依然坚固，丝毫不为所动。张作霖为此感到分外棘手，不知用什么办法才能真正让直军感到震撼和害怕。
让冯玉祥最终下定决心的，恰恰也是石门寨的得失。因为丢掉了石门寨，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天真地希望冯玉祥能迅速进兵，减轻山海关一线的压力，因此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称：“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令你部火速进军。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
张学良心知肚明，但此时要想从山海关正面抽兵也并非易事，因为一旦直军发觉当面压力减轻，极可能施以反击，从而动摇郭部阵地。要想让直军觉察不出指挥部在抽调郭部兵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炮兵，从正面实施佯攻。
联军指挥部作战参谋蓝香山与日本顾问仪我就此事闲谈。仪我说：“直军阵地坚固，仅用野炮徒劳无功，必须用攻城重炮方可奏效。”蓝香山一听，连忙追问有没有办法搞到攻城重炮。仪我说：“旅顺有攻城重炮一个大队，可向关东军司令部商借。”
蓝香山随后向张学良进行报告。张学良当即命令他给杨宇霆发电，请杨宇霆向关东军借炮。两天不到，攻城重炮就由旅顺运至山海关，并且自此担负了每天黄昏后向直军阵地进行射击的任务。重炮威力强大，虽然仍是佯攻，但却让直军误认为是发动总攻，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随意出击。在这种情况下，经征得郭松龄同意，张学良和姜登选终于得以从山海关正面抽调出八个步兵团，由郭松龄率领前往石门寨。
郭松龄骑马赶到石门寨后，开始表现得也很兴奋。不料韩麟春无意中插了一句话，他对郭松龄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郭松龄闻言立刻脸色大变，转而愤然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便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
吴佩孚这种既要用人又要埋汰人的做法，无异于是在自掘坟墓。冯玉祥暗中决定临阵倒戈，而且在从北京出发时就预先做了手脚，当然最初他也不无观望之意——如果直军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登陆葫芦岛成功，倒戈就未必能够实现，甚至还可以断定他一定不会主动倒戈。
冯玉祥一看电报就明白了，敢情你们打得很烂啊，那我还犹豫什么？在得知吴佩孚本人也已离开北京，赶到山海关救急后，他立即下令回师北京，倒戈反直。段祺瑞由天津发来的那份绝密电报，就是冯玉祥决定倒戈的确讯。
郭松龄走了没多久，就有人打来电话，说郭松龄擅作主张，把抽出的部队也都带了回去。张学良急忙跟郭松龄通电话，骂了他几句，说：“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去了？为什么？”谁知郭松龄连他的面子也不卖，咔嚓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众人面面相觑，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姜登选先开了口：“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正是该当何罪！”
冯玉祥由此“极为苦闷”。发现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张作霖马上通过中间人与之取得联络，段祺瑞策反直系内部的工作也以冯玉祥为主，在张作霖给予段祺瑞的活动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转送给冯玉祥的军饷。还在战前，冯玉祥、张作霖之间就已达成秘密协约，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应天空鸣枪，同时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东北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以资识别。
谁都知道胜利在望，出击秦皇岛乃是有绝对把握的一项行动，由郭松龄担负此责，摆明就是看到郭在山海关正面一直毫无进展，怕他脸上无光，囊中空空，回去了不好交差。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姜登选、韩麟春要照顾张学良这个“少帅”面子，所以才把唾手可得的功劳让给了郭松龄。
吴佩孚对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秘密联络虽然毫无察觉，但始终对冯玉祥持不信任不重用的态度。此次他安排冯玉祥出兵热河，表面任务是迂回锦州，断东北军后路，实际上是不放心冯去山海关正面，有意将其安排到热河那个穷乡僻壤去瞎对付。
接到段的电报，联军指挥部进行了商议。经过数天的激战，韩麟春部伤亡颇重，而防区却扩大了，这使兵力显得非常不够用，于是大家决定仍旧从山海关正面抽调部队，并指定由郭松龄亲自率部来石门寨，不过目的已不再是对付直军的反攻，而是让他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直军归路。
电报里的主人公是冯玉祥。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有功，有一种说法认为，吴佩孚在那次战争中其实胜得十分偶然和侥幸，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冯玉祥等直军以外的客军卖死力气，“直军势必土崩瓦解”。在对待冯玉祥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曹锟的独到之处，在接到冯部由前方传来的捷报时，他马上表态：“他们都说焕章（冯玉祥字焕章）的闲话，可我早知道他（指冯玉祥）对我们很忠诚，难道这不是证明吗？”当即保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