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深知巨流河战役关系着张家兴衰荣辱，为此不惜让刚生完幼子的五夫人寿夫人出马，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一起，携五万银元，前往东北医院慰问受伤官兵。另外，除出十万银元招募新兵，他还派张景惠以宣抚使的名义到前线慰劳官兵，宣布凡参战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恩饷”两月，仅后者一项就耗用了五万银元。这些都是张作霖自掏腰包，也可以说张家雄厚的财力在关键时候助了他一臂之力，使得张军更加斗志昂扬。
有趣的是，两军对垒，张学良设在火车包厢上的司令部竟有电话线可通到郭军控制区域。战前的两三天内，司令部内电话不断，而所有通新民县的电话统统都由张学良亲自接，别人一概不准代劳。同在包厢里办公的戢翼翘看到他接电话后，有时很懊丧，有时又比较开朗一点，有时还听到他说：“他不下台，他也不自杀。”
其实，不光是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升等“老头儿”这回也豁了出去，身为张家的老臣子，他们都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而且他们本身与郭松龄也殊有矛盾，深知一旦对方当政，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所以都准备不惜牺牲一切与郭松龄进行决斗。
因连续获胜，郭松龄对张军相当不屑一顾，曾说：“等张作霖把奉、吉、黑三省的杂牌队伍全部集中后，一击成功，可免去东征北讨，战事延长。”在他看来，现在正是这样可予以集中歼灭的好机会，“（张军）越是集中，我们收到的效果越大，趁所有敌军都集中新民附近，正好一网打尽”。
张作相从吉林出发时，曾请人扶乩，乩语上有“福厚平安”的话，于是一到前线，就把原定的军团部由公主屯改到安福屯，并且对别人说：“我是死在这里也不再退了。”张作霖听到后对将领们说：“辅忱既已抱着至死不退一步的决心，我也决心至死不出奉天。你们好好去干吧！”
战前，郭松龄得到情报，获知张作霖将集结兵力，在新民一带与之背水一战，便召集众将开会商议。会上，多数人都提出应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左右翼兵进奉天。这样既可以避开南满线附近，不与日本关东军发生冲突，也能够不与集结于新民的张军主力直接交锋。只有郭松龄认为“张的军队已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分路进击费时费力，完全是多此一举。
胜利的天平已悄然向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张军倾斜，但郭松龄及其部下却全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据说就在巨流河战役打响之后，他专车上的兵站人员晚上仍脱光衣服睡大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众人都认为指日可进军省城，所计划的只是如何接收的问题。
无独有偶，当张军在兴隆店召开军事会议时，也有人建议为防范郭军的两翼包抄，应实行分路堵截，作为张军总指挥的韩麟春则判断，郭松龄性格固执急躁，指挥作战多喜欢硬碰硬，加上一路打的都是胜仗，骄傲轻敌，实战时必定仍只会集中兵力攻坚，且直向白旗堡一带进军。会议最终采纳他的主张，张军所有兵力都被部署到了白旗堡附近的岸上。
张作相向被称为是东北军中最厚道的一个人。前面屡战屡败，他没有因此责罚任何一个军官，反而向能来参战的全体官兵表示深深感谢和慰问，同时又引咎自责，说他不应离开大家先行退走，当谈到因天冷衣薄，已有官兵出现冻伤时，还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张作相的吉林军仍是巨流河一战的主力，他的这些做法在令官兵为之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大大鼓舞和激励了士气。
张郭两军在后勤方面悬殊。张军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质供应异常丰富。也因为后勤充足，张军比较重视军纪，力避军民冲突，以此收买人心。反而郭军主力虽曾以军纪肃然著称，但此次因棉衣棉鞋不足，就不得不抢老百姓的棉衣来御寒，有的甚至把小孩的棉衣都抢来裹脚，服装看上去五颜六色，不但遭老百姓怨恨，而且对军心士气也是不小的挫伤。
张作霖虽倾其所有，能够会集到巨流河进行布防的兵力也不过五六万人，其中还有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有点实战经验的都是从连山和锦州败退下来的部队。为了与郭军进行识别，每个官兵都发有一块黄布围在脖子上，老百姓见了都说：“奉军黄到脖子上了。”意思是张军垮台在即。
戢翼翘等人也不好问哪个“他”不下台，哪个“他”不自杀，但是可以肯定这个“他”不会是气焰正高的郭松龄，倒很可能是指他那个既不下台也不走的老爷子。
张学良在父亲面前信誓旦旦，等到真正置身于这种“黄到脖子上”的氛围时，也远没有先前那样决绝果敢。更何况，他的老部队都归了郭松龄，如今除辖有少数临时投奔过来的部队外，其余尽为刚招来尚未完成训练的新兵。所谓把郭军引到兴隆店，然后一举歼灭，也就只能拿来哄哄老爷子，让他高兴高兴，以便少挨几句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