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时的奉天乃至东北的吏治一度相当混乱，谋职者往往凭借关系或钱财就能通行无阻，张作霖自己也曾因以设赌为由，代人谋事，而被外界讥称为“大吃县局”。到王永江执政，因其“声音颜色千里拒人，无人向其请托”，张作霖虽然麾下如云，亲戚眷属众多，然而也没有一个军界将领或者帅府亲戚敢来省署求情托事。在王永江执政期间，张作霖所有亲戚中只有一个人当了地方官。此人为义县知事赵学德，他是张学良的亲表兄，但为人谦虚谨慎，当县知事也是合格的。
和办警政、财政时一样，王永江不负所望，把奉天的政务也搞得风生水起。当时奉天吏治的清明为全国瞩目，“一时之风气尚非他省可及也”。
将政务移交给王永江后，张作霖即专心处理军务。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作为一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武人，他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在直奉战争中落败并不气馁：“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
重要的还是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直奉战前，张作霖总是认为只要敢于拼命就没有打不赢的仗，他训话时用来激励官兵也都是从前纵横江湖的一套，不是“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就是“哥们儿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还有这样的“训词”：“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之外，什么都会给你们！”
自王永江代理奉天省长起，东三省中的其他两个省均效仿此例，吉林王树翰以督署高等顾问身份代理省长，黑龙江于驷兴以教育厅长身份代理省长，二人也都是有一定管理经验的文官，东北由此在政治经济上步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日本人原先不相信东北方面可以独立把大学办好，及至看到东北大学的实际情况才不得不发出惊叹，认为这所省办大学乃是同时期教学质量最佳、设备最好的第一流高等学府，“它的教育水准无疑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初创时，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的财政状况，唯恐学校用奉票发月薪，到时一旦奉票跌价，势必影响收入，所以不愿前来应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王永江经过悉心筹划，决定教师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而且不许拖欠。民初时大学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但北京各大学的欠薪情况颇为严重，东北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教师薪水最高，发放也最及时的一座大学。国内外名师学者纷至沓来，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均先后应聘来东北大学任教，可谓盛极一时。
实际上，就算张作霖本人要出面谋私，他被搭理的可能性也接近于零。有一次，张作霖有事找王永江，王永江到帅府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从内宅出来，他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对副官说：“我还有事。”说完便扬长而去，事后张作霖也未有丝毫怪罪之意。不仅如此，每当部下中有人被任用为县知事或税捐局长时，张作霖还会在谈话中加以提醒：“王岷源（王永江）脾气不好，很难伺候，你要小心好好地去做事。”
谋人用人归根结底还得靠育人。王永江向张作霖建议，欲使东北富强，必须发扬文治，通过兴办大学教育，来培养专门人才。张作霖接受其建议，下令筹办东北大学，并由王永江本人兼任校长。
王永江这个省长当得相当之“抠”，在他任下，教育厅、实业厅经费每月不过奉大洋两三千元而已，教育厅长出入坐的都是人力车。唯独在办校上，王永江非常舍得花钱，他筹拨三百七十余万元，从德国购买新式机器，成立了东北大学工厂，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供学生实习使用。
经此一战，张作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太多偏颇之处，奉军不是不能打仗，也不是不拼命，但还是败得一塌糊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比一下郭松龄“三八旅”的表现，再想想杨宇霆、本庄繁等人的多次进言，便知道还是因为军队缺乏严格训练，没有被纳入正规化轨道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