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马某等人就是来做“内盘”，当卧底的，他们本想直接暗杀张作霖，但始终无法下手。一直等到新年将至，张作霖吩咐预备吃喝，打算年底犒劳大家。六人私自商议，认为是个机会，便向张作霖告假，说要回家过年。张作霖不疑有他，就放他们回去了。
据花田说，他本人实际为日本陆军省所派遣的“别动队”成员，来东北的目的，就是奉长官之命，组织反俄的“东亚义勇军”。目前已在辽东建立了两支队伍，辽西为第三队。
丢掉地盘也就意味着丢掉了“保险队”这个饭碗，张作霖只能重操旧业，带着少数亲信沿着辽河两岸“打野食”，也就是能偷偷点，能抢抢点，同时一面收留陆续逃回的残部，一面招收新人，以图东山再起。当年春天，就在他入驻辽阳西唐马塞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姓花的人拿着“徐老帅”的名片求见。“徐老帅”是辽阳东北的一个民团首领，名高望重，威震一方，他介绍的人张作霖自然不能拒之门外。
张作霖时年二十六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聊到激动处，大有国难当前，恨我徒手之慨。两人越谈越投机，花某便提议双方结拜兄弟，张作霖立即答应下来。
金寿山听了大喜过望。就在1901年的除夕晚上，他带上所有部众，加上俄军的一个哥萨克骑兵中队，由中安堡西北角突入，包围了张作霖的团练部。
见张作霖及其手下听得入神，他又继续鼓动道：“我邀请诸位来参加这个义勇军，将来立下了大功，诸位是有官可升，有财可发的啦。”
第二天互换谱帖，见花某的帖子上写的是花田林助，张作霖就笑着问他为什么会取四个字的名字，因为这样的人名在大清国殊为少见。花某这才道出真相，原来他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陆军少佐花田仲之助，剃发蓄辫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隐蔽身份，以混入中国内地，两个和尚头的随从则是保护他的武士。
马某等人在充当卧底的日子里，早已将中安堡内“保险队”的防守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他们回去告诉金寿山，中安堡的西北角无人看守，可以从那里进行突破，而且“张作霖心中无事，正高高兴兴地杀猪宰羊，一心一意地张罗过年，没有什么防御准备。如果我们出其不意地攻打他们，肯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张作霖当然也不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马某等人进行了暗中观察。观察下来，这六人让什么就干什么，非常听话，也不见有任何越轨行为，便放下心来。
听到外面枪声四起，喊杀声大作，毫无戒备的张作霖慌了神，因为都不知道对方究竟来了多少人，只得手持双枪，率部边打边突。好在他对中安堡的环境十分熟悉，又有夜色掩护，其间钻胡同绕巷子，总算摆脱了追杀。
甲午战争毕竟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事过境迁，中国的大敌变成了俄军。花田宣称，日本一向抱着亚洲是黄种人的世界的宗旨，决不允许白种人来侵略，现在就甘愿帮助中国驱除强俄，同时这种帮助纯属义务性质，绝不会因此侵占中国一寸土地。
这位花某是个中等身材的小胖子，留着一条不长的辫子，他的两个随从则都是和尚头，主仆装扮显得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同时花某虽然说一口山东话，但说话时总有一些口齿不太清楚的地方，而且往往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得要领。张作霖闯荡江湖多年，各色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物不知见过凡几，对此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听花某说来东北访友，需要借地住宿，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张作霖的结发妻子赵氏这时正好有孕在身，大女儿年纪尚幼，两人都行动迟缓，又幸亏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另一个得力手下挺身而出，一人背上一个，才在张作霖的拖后掩护下脱离了虎口。
加入义勇军并不是光嘴上说说这么简单，每个人都用铁丝在头上烙了印，以作为同盟标记。花田又拿出一堆日本银币，每人赠予三元。另外还分送了辽帖（辽阳地方使用的纸币），张作霖拿到一百吊，其他人各五十吊。
这时张作霖一共还有二十七名手下，大家一致赞成加入“东亚义勇军”，并公推花田为盟主，表示要在他的指挥下驱除俄军。花田则委任张作霖为招募官，负责为义勇军继续招募人员。
张作霖对此大受触动。当时沙俄确实已成为中国政府及东北民众的心腹之患，《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争端本来已告解决，八国联军也陆续撤退，可俄军就是死活不肯撤出东北。
在花田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再谈话就不能不涉及甲午战争了，张作霖对此尤为敏感，因为当年他还曾作为毅军的一员，与日本陆军打过仗。花田对此的解释是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和，纯粹是白种人从中作祟的结果，而且战后日本把东三省辽东半岛还给了中国，并未侵占中国土地。“白种的俄国人”不同，他们欺中国软弱，赖着不走的目的就是企图吞并东三省。
晚上，两人促膝交谈，张作霖发现这个花某特别喜欢谈论国家大事，像什么俄军进占辽东、在奉天驻兵，盛京将军增祺被迫逃往辽西，中国皇家陵寝北陵（即昭陵）也驻扎了俄军炮兵等，都知之甚详。
这一天，马某率五名部下携械来到中安堡，声称敬佩张作霖的为人，不想再跟着金寿山干了，要求加入张作霖的“保险队”。张作霖正在招兵买马，扩张势力，就把六人全都收了下来。
花田办完事便告辞而去，临走时他给张作霖留下了暗号文件，并答应三个月后送来军饷、枪支、弹药和军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