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铁岭爆发革命党起义，继锡良之后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他率部前往镇压。经三天激战，起义军不支退走。书生亦能带兵，文官也会打仗，这是王永江很为之得意的一段经历，他在自己的诗集中曾专门记述此事。
因教学有成，王永江不久就被擢升为辽阳警务所长。转入警政实战后，他同样成绩斐然，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特予嘉奖，称其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士元”指的是三国谋士庞统庞士元，他与诸葛亮齐名，诸葛亮号卧龙，他号凤雏，“大耳”指的则是刘备。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刘备占据荆襄后张榜招贤纳士，庞统前去投奔，可是刘备因为他颜值低，长得丑，起初只给了一个县令干。
庞统赴任后闷闷不乐，整天以喝酒为乐，不理政事，刘备闻讯派人前去督责。庞统当着来人的面现场办公，不到半天时间，便将所积公务全部处理完毕，至此，刘备方知他是个大才。这段故事还被民间编成歇后语，叫作“刘备轻看庞统——以貌取人”。
《易经》中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永江不可能对张作霖的上升势头视而不见，他也希望能通过为张作霖出谋划策来施展平生抱负，可是因为不像其他人那样会看眼色和投其所好，张作霖对他不是很重视。王永江很失望，便写了一首诗，诗中道：“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王永江深明医理，最早时曾开过一家中药店。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商侵入东北，东北的工商业不同程度受到冲击，王永江的药店也因此亏损停业。以后日本人在东省创立书院，慕其文名，曾聘王永江为书院的汉文教员。可是这座日本人开的书院虽然也教汉文，却不准学生课余阅读中国书籍，王永江对此很是不满，于是愤而辞职，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
王永江经过一番考察，写出报告交给袁金铠。袁金铠看后大加赞许，遂正式邀请王永江到辽阳警务学堂当教员。教学期间，王永江参照日本警政制度，并结合中国的社会情况，编出了包括警政法规、章程、制度在内的十几种讲义和教科书，很受校方肯定。
王永江自此在省城逐渐崭露头角，赵尔巽和锡良一样，对他器重有加。可是王永江与袁金铠不同，他不但不喜欢钻营、谄媚这一套，而且身上还有一股文人的倨傲和清高。当初张作霖在省城初掌大权，人人趋之若鹜，以能见其一面为荣，唯独王永江从不主动上门奉迎，他每天处理完公事后，最喜欢做的事只是回家闭门品读《易经》而已。
王永江听到知道自己得罪了张作霖，只得干脆向赵尔巽称病告假，暂回家乡避祸。不久，赵尔巽重又授之以别的职务，但都不是很得意。
直到赵尔巽离奉，给张作霖开列的人才名单中，都还把王永江列了进去。张作霖倒也不是不知道王永江才堪大用，他就是受不了王永江的那句“英雄通病是轻儒”——我“轻儒”怎么了，你一玩玩笔杆耍耍嘴皮的，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就是不用你！
未几，赵尔巽欲任命王永江为署理奉天民政司使。张作霖逮着机会，就故意问赵尔巽：“王永江是什么人？他能胜任民政司使一职吗？”赵尔巽见他脸色不好看，赶紧说：“这事与你无关，你不要追问了。”
与那些喜欢口头发泄或诉诸非理智行为的愤青不同，王永江是个崇尚“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干家。药店关张和书院的遭遇在给他造成强烈刺激的同时，也促使他开始投入精力对日本进行关注与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他对于日本的村屯制度、警察制度最感兴趣，且深得其旨。
王永江以诗言志，借三国故事狠狠地讥讽了一下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后，却只认为王永江是未得升迁，所以乱发牢骚。他那时对智囊的作用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想想你要升官也不是不可以，来我家跟我赌，给我送够银子，我不就能给你官做了吗？为什么要酸不拉叽地在下面嘀咕我，毁我名誉？
张作霖并没有就此放过出语讥讽他的人，回去后便扬言：“如果王某敢就职，我一定让他好看！”
袁金铠很早就认识王永江，两人有不错的私谊。有一段时间，袁金铠奉命在辽阳试行警政，那时警察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大家都不了解。袁金铠知道王永江对此有研究，就写信给他，委托其调查日本在租界实行警政的具体做法。
王永江的医术在其仕途中也起到过作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东三省流行鼠疫，王永江凭借胸中所学组织防疫，成效很大。经辽阳知州推荐，他被提升为候补知县。清代有官员籍贯回避制度，一般情况下，本省籍官员不能在本省为官，王永江是奉天人，按理也不能入奉天官场，但在锡良的奏请下，他仍然被按特例调进奉天省城，入总督府民政司、礼学司参预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