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得失本为兵家之常事，像这种一遇挫折就嘀嘀咕咕，抱怨这埋怨那的，恐怕也没谁了，何况还要含沙射影般地进行讽刺挖苦，纵使韩麟春修养再好，亦难以忍受，这也为他后来突然中风患病埋下了伏笔。
获悉这一消息，张学良对刘鸣九说：“‘张长腿’（张宗昌的绰号）把咱们告了，你拿上电报稿，准备一下，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
却说东北军自在郑州、开封初战告捷后，又继续南下，以阻止北伐。1927年5月中旬，当部队推进至豫南地区时，与北伐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北伐军正处于上升期，冲劲十足，与状态严重下滑的东北军恰为一正一反。东北军将领或者像“胡子军”时代那样，进时冲动鲁莽，退时仓皇失措，或者技术打法毫无长进，有人甚至还摆出了一字长蛇阵，让部队逐次投入作战，结果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几乎溃不成军。
张学良不单单是想上京论理，竟然还制订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准备“响应北伐军，与山西阎锡山同时起义”，其中的部分内容是推举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同时联合孙传芳，消灭张宗昌所部。
张发奎是个和郭松龄相似的勇战派将领，以猛打猛冲为主，一旦开头的三板斧被敌方破解，气势也就不足了。就在北伐军攻势顿挫、豫南战局缓和之际，对东北军极为不利的消息开始接二连三地传到联合军团司令部：冯玉祥指挥西北军东进洛阳，洛阳守将万福麟系吴俊升的部下，乃是个“胡子”出身，打不了高水平战役的老派将领，所部与西北军稍有接触，就溃败下来，西北军攻占洛阳后，兵锋直逼郑州。与此同时，山西的阎锡山也露出了反奉迹象，在东北军后方蠢蠢欲动。
面对这一恶劣形势，韩麟春只能缩短战线。下达撤退令时，联合军团的于珍、荣臻、赵恩臻三个军正与国民二军岳维峻部作战，一时无法脱离战线。此时东北军的整个军纪也恢复到了“胡子军”时代，偏偏河南民风彪悍，到处都有称为“红枪会”的组织，结果这三个军到处遭到“红枪会”的袭击，再加上岳维峻部的反攻，最后三个军几乎全部覆灭。张学良和韩麟春同时在火车上听到了这一噩耗，张学良失声痛哭，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假使郭茂宸在，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尔后又不止一次，翻来覆去地这样说，使得韩麟春十分难堪和憋气。
实际上，新乡计划的另一部分内容更加令人震惊，那就是如果张作霖不接受计划安排，该怎么办。张学良的答应是“兵谏”！他命令亲信到时率兵包围顺承王府（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司令部），破坏电信、电话，断绝一切交通。
何成浚正愁游说不能成功，闻言不禁“惊喜交集”。后来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后方知其言不虚，且深服其知人之明。”
韩麟春在发报的同时，已将何柱国旅紧急派往前线进行增援。何柱国属新派将领，士官和保定双料生，且非东北籍，那时候打仗很肯卖力气求表现，他率部上去后即与北伐军张发奎部厮杀成一团。当时战况的激烈空前未有，从望远镜里看过去，只见东北军阵地前的大片麦地上，全是纵横交错的北伐军官兵尸体，多到简直无法计数。
这个时候张学良正从郑州回北京，接到韩麟春来电，得知豫南作战失利，急忙赶回郑州。途中他对随从副官说：“今天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若还活着，我们吃不了这个亏。”言下颇有不满韩麟春之意。
从以下犯上的角度来说，这几乎就是郭松龄反奉的翻版，那郭松龄毕竟是张作霖的部将，张学良却是他如假包换的亲生儿子。身为被父亲授予兵权和托付重任的儿子、未来的“太子”，竟然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老爷子归附北伐军，这也太违背常理了，所以当时在张学良手下做事的人，多数不敢相信。只有深知张学良思想和了解他性格的人，才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刘鸣九就曾说：“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东北军撤到黄河北岸的新乡后，张学良即令联合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刘鸣九草拟了三封电报，以他的名义发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希望双方罢战言和。没料到这三封电报都被张宗昌给截获了，张宗昌正和孙传芳在东路与北伐军作战，看后气得不行，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儿子却和蒋介石打电报言和。”
在与孙传芳进行协商后，孙传芳大吃一惊，认为张学良在新乡制订的这一计划十分荒谬，立即告诉了张作霖。张作霖听闻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严厉训斥了一通。见联孙不成功，计划内容又被泄露，张学良才不得不予以放弃。
韩麟春对此看得更为清楚。蒋介石的特使何成浚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归附国民党，经过津京时，与韩麟春晤谈。得知何要去山西游说，韩麟春很明白地告诉他：“阎百川（阎锡山字百川）可运动，张学良未必不可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