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属北洋的一些人也不同程度有了这种认识，只不过他们选择的不是继续与北伐军对峙，而是干脆改换门庭。在安国军成立之前，冯玉祥已由苏联考察回国。他派人到广州，向国民党报告，说已在莫斯科率全体西北军加入了国民党。国民党中央遂视他为自己人，任命其为军事委员。
顾维钧看出，由于“新的政治因素加强了军事力量”，所以北伐军能够“缓慢而坚定地向前推进”。换句话说，如果北洋不改变陈旧的观点和方法，失败将不可避免。
据顾维钧分析，主要是北洋一直都不团结，彼此混战不休，导致民心逐渐倾向南方，另外一个原因是北伐军似乎有“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那就是建立起了支持军事的政治组织。在此之前，北洋各派军事首领往往都只注意加强自己的军力，而不太看重政治。相对而言，国民党就知道把政治观点加以综合运用，以迎合民众的期望，尤其是国共合作之后更是如此。北伐军在出征前会把许多政治干部派出去，为民众接纳他们做好准备，等北伐军占领城镇，这些政治干部又能够立即把民众组织起来，使其不需留驻太多军队，就可以在新的占领区立住脚。
得到多方面支援的冯玉祥重整旗鼓，在五原誓师，拟出兵潼关，进军河南，以便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南北呼应。张作霖由此将冯玉祥视为北洋叛徒以及“北赤”（国民党为“南赤”），按照杨宇霆为他制订的军事计划，他准备假道河南，先打垮国军（指冯玉祥的国民军，也就是西北军），再援助吴佩孚收复湖北。
进入1927年，国内外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的最大变化是南北力量开始失衡，南方的国民党力量日益强盛。一般人都认为，北洋各派即便联合起来，亦难以阻止北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