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在会上一出头，便把自己摆到了蓝天蔚及其革命党的对立面。随他进入奉天城的马队仅有四五十人，人数上没比他在讲武堂受训的部下多出多少，合起来百人还不到，即便再加上赵尔巽的卫队和警察，兵力也仍然不足。那些天里，张景惠等几名管带每天轮流在张作霖所住的万福客栈值班守卫，为的就是怕蓝天蔚动手或党人行刺。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施出虚张声势的空城计，在东西南北关的各处客栈、商号和大民宅，他都派人在墙上贴出“前路巡防营哨兵房间”的字条，给人以数千兵马源源来到的气势。
后来张学良才知道，他母亲让他跑而自己不跑，是准备等新军打过来时自杀的。幸好那天晚上并没有打仗，蓝天蔚也没有袭击新民府，长大后的张学良一直想不明白，蓝天蔚为什么不动手。
当时张作霖的原配赵氏及大儿子张学良都住在新民府，虽然新民府也驻有张作霖的一小部分军队，但若是蓝天蔚派兵袭击，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而已。张作霖做“胡子”的时候，曾经干过绑票的事，他当然不会想不到蓝天蔚可能劫持其家属以为人质，只是在他自己都处于危境的情况下，也实在无法再顾及家人了。
张学良一看母亲的表情就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很着急地问：“妈，那你呢？”赵氏回答道：“你别管我，也别问，你赶快跑。等事情稍微平息了，你看到哪个老头儿好，就跪下给他磕头，把银子给他，叫他带着找你爸爸去。”
见张作霖已镇住全场，赵尔巽趁势说道：“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会议一开始，赵尔巽就开宗明义：“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剿办，不久即可平定。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戴朝廷。现在朝廷还没有谕旨下来，我们的要旨是保境安民。”他接着提议道：“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卢协统被说得面红耳赤，只得辩解道：“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张某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有看见？若是放响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
东三省新军的联手“逼宫”至此夭折，蓝天蔚在东北新军中亦因此陷入孤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张作霖手里的毛巾包并非炸药，他事先也没有准备。只是看到赵尔巽处境窘迫，为化解危机，才临机一动，从赵尔巽随从手里拿来小茶壶，用毛巾包起来，以此充作“诈弹”。曾有后世学者这样形容张作霖超人的胆识和气魄：“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意谓可吓退千人）。”
有一天，赵氏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蓝天蔚当晚要打进新民府。她赶紧把十岁的张学良叫到身边，对他说：“今晚上可能会出事，今晚上要是打仗的话，你就跑！”说着，便用白布将三十块大洋包起来，系在张学良的腰上。
若真要探究这件事，可能还是蓝天蔚的思维方式与他们不同。党人喜欢行刺要员和发动起义，但殊少像“胡子”那样绑架人质，自然更想不到、干不出用“诈弹”来恐吓别人的事。也正是这个不同，导致蓝天蔚等人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步步开始落入下风。
得到张作霖、冯麟阁的支持，赵尔巽气壮了许多，也再不提及出走入关的事了。1911年10月20日下午，他更在奉天主持召开东北新旧两军将领会议，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首先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
众人再一看，只见张作霖双手还紧握着两个类似炸药包的毛巾包，且两眼喷着怒火，看起来确实是一副要同归于尽的样子。
一散会，蓝天蔚就抓住卢协统的袖子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是怎么说的？说话不算数，到里面又举手！”
话到此处，他还抖了个机灵，说：“我的手仅举到耳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稀里糊涂地就随着把手全举了起来，这怎么能怪我呢？”
与会的新军代表除第二混成协外，还包括黑吉两省的新军军官。旧军主要是指巡防营，几名统领尽皆与会。赵尔巽话音刚落，张作霖就举起了手，其他旧军统领也跟着举手赞同，可是新军那边的镇统、协统和参谋长们却都端坐不动，没一丝反应。原来在开会前，蓝天蔚就与其他新军将领商量好，要趁这次会议将赵尔巽一军，逼迫他发表东北独立的电文。
会场一片寂静，赵尔巽顿时陷入难堪之中。就在他不知如何才能下台收场的时候，张作霖忽然起立吼道：“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可谓苦口婆心，仁至义尽。大家如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在赵尔巽重述一遍自己的主张后，新军中一位姓卢的协统率先举手，其他人见有了带头的，迫于形势所逼也相继举手。赵尔巽喜形于色：“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了我一个老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