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5—1961.4）迈阿密
当然了，我也不会一直这样想下去，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在复杂矛盾的情感中纠结。说实话，在我们见面拥抱的时候，我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种自我防护状态，但防备对象居然是这个已经变得瘦小干瘪的中年妇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难怪，上一次见她已经是三年前，这种温情我早已不信任了。我更加熟悉的情景是：蒙得维的亚的妓女们经常将她们的辛酸往事以一种堕落的方式传递给我，而我也用同样的感情去回应她们。现在我拥抱着母亲，她将我重新拉回现实，这转变太过剧烈，我的思绪瞬间就混乱起来，我们之间的亲密感也随之荡然无存。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事连我都从未听说过。”
卡斯特罗第一年当领导人显然难以令众人满意。古巴国内充斥着如此多的争端，部长大臣如走马灯般更换，轮番上演辞职以抗议新出台的法律。不久之后，有一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约翰·肯尼迪宣布，他将参与总统竞选。在我眼中他还十分年轻，比我才大了十二岁不到，我当然会觉得他有些过于稚嫩。两周的假期确实让我焕然一新，并且，我在纽约街头见到的年轻女孩都是那么让人如痴如醉。
“既然他回来了，我倒是希望他最好能早点联系我。”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但我却无法鼓起勇气。如果她拒绝了我，我今后还能抱有什么幻想呢？如何保存这份浪漫的遐想才是最现实的问题。
“这是你瞎蒙的，还是事实？”我问道。
“总之，你父亲和那个女人已经分开了，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你自己也能知道事情的真相会是怎样的。”
我走过去问候她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子宫切除手术（花了好大一笔钱）的疤痕已经永远留在了她身上。在我看来，她整个人都是那么可怕。未满五十岁，外加苍白阴郁的脸，双重作用让整张脸都松垮了下来。当她走到餐厅入口，在前厅与我碰面时，我终于确信她之前所说已经失去的种种确实都已经失去了。正因如此，她亲手毁坏了这个她三十多年来一直擅长的游戏，所有的爱好也在这一刻消失殆尽。
“噢，他会的。只要他到这附近，他就会联系你的。”说着，母亲一边从长棍面包上掰了一小块给自己，然后挥着那只手，好像要跟我说个秘密似的。“当见到你父亲的时候，”她说，“我想让你帮我跟他说一声你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向他描述一下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还闪闪发光。”她咯咯轻笑了一声，不像普通人的笑声，好像是马上要把一个水壶架到火上一样。“不，”她继续说道，“或许你不用说得那么多，”但仅仅是嘟哝着，“好吧，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总之，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的瑞奇。”我是有多久没有听人叫过我的小名了！“你看起来比以前更加英俊了。”她接着说道（同时在我看来她是越发老态龙钟了），“瑞奇，你现在这样让我想起了盖瑞·库珀，我曾经有一次愉快地接受邀请与他共进午餐。”
而我只感受到了亲情温暖的刺痛，但至少这也是纯洁的情感。当我们告别彼此之后，我一个人去了一家市中心的酒吧继续喝酒，尽情享受接下来几个小时的空虚，细细思索着爱的真谛。是啊，所谓相爱的人事实上仅仅只有一方是怀着爱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就是如此吗？性与爱难道可以融为一体吗？这样想着关于我母亲的事，我的心情变得更悲凉了。叫人如何接受杰西卡逐渐老去的容颜？
他现在住在华盛顿，是的，他又回去了。在经过几次冒险之后，你可以称之为冒险或者换成其他说法，总之，他现在又是孤身一人了。
“你说的这些我完全不能相信。”
那片山脊被称为“刀锋”。要走过去并不是什么难事，也就一英里的路程，但是它的两边就是万丈深渊。虽然路有几英尺宽，但时值五月，“刀锋”上的冰并未完全融化。而后，顺着斜坡往下，小路在下午三点就已经被浓浓的阴影遮蔽了。我在满是冰雪的山谷中艰难前行着，非但没有感觉到孤单，反而觉得自己是美国的一位隐居者。我受到启发，明白忽略像政治这样大而普遍的事情确实是很可怕的。我在情报局是个怪人吗？在柏林的那段时光匆匆而过，来到陌生的乌拉圭政治世界，我竟变得这么活跃。
在吃饭的时候她还提起了我的父亲。显然，这时的她，比我更了解关于我父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用一种确认无误的口气告诉我：“你父亲的婚姻现在遇到了危机。”
“像这样的女人能够下定决心搬去千里之外，我敢打赌她一定是爱上了一个瘦小但是值得尊敬的日本富翁。”
然而，在信的最后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附”：她写字的手已经不听使唤，写下了她并不想说出口的话——“噢，哈利，我最近是真的生病了。”——她又激动起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但是儿子啊，不要害怕，我已经切除了子宫，切除得干干净净。以后我再也不想聊这个话题了。”
因此，我去了更远的北方，来到巴克斯特州立公园，爬上卡塔丁山。在五月去这些地方旅行确实不是明智的选择，黑苍蝇横冲直撞让人忍无可忍，一直到我爬到很高很高、通向山顶的山脊时，寒冷的风从山顶吹下来，才摆脱它们。
那一夜，真是太让人沮丧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放弃了蒙得维的亚情报机构官员的身份，但是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去填补它。人因有了身份而成熟，在失去身份后又退化。我拿起电话打给了身处迈阿密的霍华德·亨特。他说：“如果你想要缩短假期提前几天回来，我他妈的一定会用你的。我有一些奇妙而惊悚的事想告诉你。”
如果现在我对政治还算一无所知，那么那几年我对金钱的关心就更少了。出于那份骄傲，母亲的威胁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异样的感觉。
“怎么会呢，母亲，她怎么可能会把目光从我父亲身上转向其他男人呢？”
“纽约自然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在流传着小道消息。我之前已经跟你说了，你父亲现在在华盛顿，而那个女人玛丽，就是那个大块头的白种货色，选择留在日本。当然了，那女人也绝对不是乐意到其他国家去过艰苦生活的那类人，肯定是她又找到了姘头。”
霍华德·亨特离去后，我又在乌拉圭逗留了几周，直到五月初才回到美国。多谢有这几周的假期，我才有时间去缅因州，希望可以穿过荒漠之山去看望住在多恩的基特里奇。
现在我准备动身前往古巴，负责做研究工作。我回到纽约，找到一间远离时代广场的廉价旅店，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读书室待了一周，试图突击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这位加勒比海上的邻居。我读了一两本历史书，但能记下来的实在是寥寥无几——我无数次在书本上睡了过去。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推翻卡斯特罗了，但我一点也不想学习任何有关他及其统治下的政府的事。但我已然满意于自己能学习《时代》的背景知识，因为基特里奇曾经告诉我，杜勒斯先生希望情报局官员接受某种观点时也经常用那本杂志，恐怕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
卡塔丁山的山坡上，温暖的春风拂过，树木郁郁葱葱，但也引来了无数长着小刺的小昆虫，山上的冰冻地带看起来十分不合时宜。在图书馆打了几个小时的瞌睡，现在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愧疚感，尽管我对母亲毫无感情，但这样的愧疚感却挥之不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爱的痛苦包围，就是这份痛苦促使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终于我邀请母亲在一家名为“殖民地”的餐馆共进午餐，但她却想去另一家叫“二十一”的餐馆，这该死的控制欲！她就是这样抓住我老爸的吗？
在假期的最后期限，我邀请母亲一起吃午餐，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否再见到她。真难以令人置信，我对她竟毫无感情，淡漠得如同我肺下的那层隔膜；而且今天的我仍然一无所知，就凭这一点，我就不可能原谅她。但是，她现在病了。在离开蒙得维的亚时，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信中轻描淡写地说她动了一个手术，仿佛叙述一个普通的事实，仅此而已；之后还提到了她娘家几个亲戚的近况，都是些我几年未曾谋面的人。在此之后又有一些明显的暗示：我现在有一大笔钱，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何使用，当然，设了几个基金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连傻子都看得出来她是什么意思：该死的，给我当心着点，不然你别想拿到一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