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三月，莫斯科
“我爱你。”我说。
犯了痛风的艾伦·杜勒斯周四一大早就从波多黎各回来了，我父亲去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他对我父亲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了。”
然而，当这个女人转过头来看着我时，我发现她不是摩德纳。我凝视着的是一位年轻的古巴女人，除了发型一样，她们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我凝视着窗外，天色越来越暗了，这是我第一次连续工作20个小时。是的，20个小时，而不是8个小时，一切都进展顺利，没有出现大的差错。难道我已经找到魔法圈的避难所了吗？我在纽约最后几周的焦虑，让人无法忍受的焦虑，现在已经安然沉寂了。今晚我可能还是会只用来读书和睡觉。早上我就能去酒店的咖啡厅吃些早餐，也不过就是些果汁、黑面包和一根像在水中浸泡了一个月的手指一样的香肠，咖啡看起来也跟咖啡渣没什么两样。这是什么烂地方？是的，明天我还是得在这里吃早餐，再回去继续看《猫鼬战术》，以及继续筹划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缅因州的灾难之夜耗费了我大部分的笔墨，我在纽约整整待了一年，回忆包括那夜在内的所有事件。回忆在我心中盘旋，一旦我没有什么可读的时候，这样的回忆就会再次涌上我的心头。
这真是一趟安静的旅行，我的心情就跟抬棺者一样沉重。我们乘坐空军的飞机抵达了迈阿密，等我安排好他们的市内交通之后，我们便郑重握手以示告别。很明显，他们已经受够情报局了。
所以，是的，我知道第二大道上有这么一座耶稣天主教堂。在和摩德纳相爱之后，我也独自去过那里几次；我发现（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教堂能够净化你心中的七情六欲。我曾经甚至想过，如果采取非常手段，圣公会（Episcopalian）的教徒们是否愿意加入天主教。有时候我甚至和摩德纳在教堂后面的祈福蜡烛那里约会——不过我选的这个地点也许激怒了她，她大概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踏足教堂了，之后再去时则是因为参加她同事的婚礼。
“我能过去吗？”
令我惊讶的是，她并没有伸出双臂来抱住我，并流下激动的泪水。她只是悲伤地抽泣起来，我看得出这种悲伤源于她内心的最深处，就好像第二大道的耶稣天主教堂里所有的哀悼都承载在她一个人身上一样。
今天耶稣教堂不是空无一人了，一个小时之前就有大批人来到这里了。下一拨人要到下午五点才来，然而现场已经座无虚席，到处都是在祷告的女人。我不想看她们的脸，因为她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哭泣。我的耳朵一向对教堂里的肃静很敏感，可是今天如哀悼般的哭泣声不绝于耳。痛苦的低语声从男人女人、父亲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的喉咙中传出来，他们都是大部队中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亲属；忽然间，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也如潮水般淹没了我。我想象着这些哀悼的人们在十字架下祈求庇护，结果最后等来的却是这样的噩耗，这何尝不是基督和灵魂带给人们的痛苦与折磨啊！哀悼者们也一定都是心中苦痛，害怕来自上帝的亲切眷顾会从这个世界上永久消失。
是的，我孤身一人在莫斯科，但只要每天坚持做记录我就“好得很”。在这家陈旧的宾馆的白色石膏墙上，这一篇篇记录就像是一帧帧放映出来的画面。俄国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曾聚集在这里。此刻在这间大都会酒店的小房间里，我拥有的是3片20个小时以前的面包，以及一整个可以用来读书和睡觉的夜晚。
“亲爱的，”她说，“我不能嫁给你。”我等着她继续说点什么，过了许久，我甚至都感受到了爱人翅膀上的恐怖幻影在飘荡，她飞得越高，我越是没有可能与之相依相伴，我的爱亦是无法企及。此刻，一切都来不及了，我已经没有任何知觉了。
我知道这种想象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我的痛苦之下掩藏的是愤怒。我没有感受到温柔亲切的爱意，我不知道自己的愤怒到底是来自总统先生，还是他的军师们，还是机构本身！我的愤怒就如同一位刚刚被转动轮夺去胳膊的工人，他不知道该责怪机器本身，还是楼上开动机器的人。所以我独自坐在教堂里，从未有过的悲伤袭上心头。我知道猪湾之战对我来说并未结束，因为我还没有悲伤到掘开坟墓埋葬自己的希望。但是我几乎要被这个压抑的问题判处死刑：这究竟是谁的错？
“可以，”她说，“你最好过来一下。”
“噢，哈利。”
我很感激这每一部“未放映的微电影”，至少第二天，我就不用离开我的房间，哪怕是我在布朗克斯区发现了一个藏身处，有了这一部部作品，我也会躲在里面不出门。确实，微弱的光线从通风井里照下来，让我想起了步行大道上公寓里的另一口通风井，心中难免泛起淡淡的哀愁。
终于，她开口道：“噢，哈利，我努力过。我想再一次靠近你，但是我做不到，这会让我觉得对不起杰克。”
我已经睡过一觉了吗？为何我一点都感觉不到饿！我一定是坐在椅子里，手里拿着手电筒，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每一页我都仔细读过了吗？我不知道，很可能只是囫囵吞枣地略读。不管我是不是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内容都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被人引导着的盲人，正走在一条其实自己很熟悉的路上。
她的房间十分狭小，证明了房费是她自己掏的。一进门我们就开始做爱，从门口的地毯一直滚到床上，从未有过的快乐感觉填满我的心房，在完事之后我们拥抱着彼此的时候，我甚至开口央求她：“嫁给我，好吗？”
中午之前我就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我本来可以乘坐另一架飞机于今晚返回华盛顿的，但我决定开到市中心，把车停下，在四月的熏风中好好散散步。穿过第二大道，我有一种想要走进耶稣天主教堂的冲动，这是一座伟大的军工厂，有一百八十英尺宽，长不少于三百英尺；完全属于迈阿密式的建筑风格，墙是粉色和绿色的，小礼堂则是金黄色的。在过去的十个月里，我去过那里很多次了（那里曾是一个情报秘密传递点）。
这真是句令人吃惊的话。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今天脱口而出完全是临时的主意，但说出口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犯了错，因为她肯定不愿意做一名中央情报局员工的妻子。而且，天哪，她甚至都不会做饭，而我现在也身无分文，除非我动用那笔家族留在银行资金的利息——这些现实因素一下子冲进我的脑海，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像旅行者错过了自己的火车，已经无济于事了。可是我就是想要娶她，我们会找到共同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个性是那样的不同但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嫁给我吧，摩德纳，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还是周四的早上，那三位流亡领导人从华盛顿飞回了他们在迈阿密的家里，而我也一路陪同负责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单独护送我们的古巴人回去是一件苦差事，我没有一个上级想揽这份活，所以我在强制分配这个任务的前一刻自愿揽了下来。
我一直在假装甚至欺骗自己什么都不曾失去，但现在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已经失去摩德纳了。“不好意思。”我脱口而出，接着站起来离开了教堂，在沿途遇上的第一座公用电话亭旁停了下来，给枫丹白露那边打了个电话。前台对她的名字没有什么反应，只是把电话接通到她的房间。当她接起电话的时候，我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我看见摩德纳坐在教堂的另一端。她独自一人，裹着镶花边的黑色头巾，跪在地板上做祈祷。
打开百叶窗，我望着窗外庭院的风光，铅灰色的天空似乎比黎明时分更低矮一些。我的手表已经调成了莫斯科时间，现在是六点整。我读了一整晚的书，现在已经是清晨了。或者说不知不觉我已经读了一天一夜？女服务员都没有敲门整理房间，难道是我没有听见吗？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兆头，幸福的感觉闪电般涌遍我全身，就如同一阵暖风把我这棵小草吹向了太阳。我站起身来走到教堂后面，转到她那一边，向她的位置走了过去，然后在她旁边坐了下来。我想象着，当她转过头看到我的那一刹那，她的碧眼里也一定会闪烁出惊喜的光芒，而且还会小声地叫着我的名字：“噢，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