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恩斯的手举起来了，当然还有盖茨比和奥古斯都，我准备跟随，但是直觉让我退缩了。基特里奇，那是种奇怪的情绪，我有一种感觉——碗哥是对的。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投票给了他，我跟燕麦粥关联在一起了。
“在南美，”碗哥说，“军事首脑可以一直改变他的想法。这只能说明他的钱从一个新方向来了。”
我们部署了机动监视小组，AV/EMARIA-1、2、3、4轮流跟踪戈麦斯的车。那是他最后一次去他母亲家里，戈麦斯把车开到了公园，下车之后就开始散步。小路上只点了稀疏的几盏灯，戈迪小心地跟在戈麦斯后面，当他的目标消失在灌木丛时，戈迪放弃了追踪。几分钟之后，戈麦斯又出现了，转到了附近的小道上，他把踢翻的公园长椅扶正——很明显，这倒翻的凳子就是他们传递情报的秘密信号。在那之后，戈麦斯离开了公园，开车回家。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天色一暗，我们就在那灌木丛周围监视。碗哥、奥古斯都和莫尔伍德一直在等待重要人物出现，到了晚上十点，奥古斯都认出了那位苏联大使馆的大使，他在附近游走，把一个信封插入一棵树的裂缝中，并在长凳附近来回晃悠，直到把那长凳弄翻。15分钟后，戈麦斯马上就出现了，他取走了那个信封，把长凳扶正，回到了他的车上。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我因为AV/ALANCHE的事没办法去公园亲身体验，但是我很快就听说了他们的消息。奥古斯都、碗哥、盖茨比和卡恩斯花了好几个小时跟一小群乌拉圭警察守在灌木丛里，那个苏联大使跟之前的情景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出现，那真的是低级的间谍情报技术（当地的克格勃明显是觉得离莫斯科很远，所以松懈地对待情报安全）。不管怎样，他立刻来到情报秘密传递点，塞好情报，踢翻长凳，然后离开。无线电传来停车完毕的信号，大家便徒步靠近，而警车从监视点开到公园的小路上，顶灯旋转，警报器顿时在夜晚响起，那时候戈麦斯距离那棵树不到20码远。戈麦斯当然立马被捕获。伴随着启动轮胎扬起的灰尘和叫声，巡逻车正好开到树旁，卡帕布兰卡从车上下来。“啊，”他大声说出我们的法律和行动价值，手有力地打在自己的额头上，“我没法接受。无线电告诉我，我们的人已经被逮捕了。”
碗哥争论道，戈麦斯是路易斯·巴特列总统精挑细选的手下，所以警察局局长不会真的逮捕他。
“我的直觉告诉我要慢慢来。”碗哥回答说。
接下来的一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戈麦斯车上的通信监视设备已安装妥当，剩下的一个重大议题就是是否继续聘用莫尔伍德，因为他为这事狮子大开口，但是奥古斯都有他的尊严。所以，周五的下午，格斯只带了警察局局长和他的助手去吃了午餐，而不像平时一样享受四人对抗赛。喝完咖啡后，奥古斯都说了普鲁塔克·罗巴露·戈麦斯挪用公款的事。警察局局长卡帕布兰卡（是的，跟那古巴老国际象棋冠军同名），甚至比他的副手佩奥内斯还要生气，扬言要在戈麦斯母亲的牛奶里吐口水。最后决定在戈麦斯行动的时候当场抓包，然后逮捕他。奥古斯都心情大好地回到办公室，但碗哥却不是这样。不久前，他和奥古斯都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声音从紧闭的门中传出。很快，门打开了，奥古斯都招手叫盖茨比、巴里·卡恩斯和我进去“监看”这讨论，我猜想他是需要支援。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了，我累了。就先写到这里吧，等你的回信，请尽快给我回信。
奥古斯都问：“谁愿意执行逮捕任务？”
戈迪调查出戈麦斯夜间总会在加拉斯科的赌场里赌博，一直都很缺钱。但是每逢星期二晚上，他都会去探望他的母亲，她的家就在约瑟·巴特列·奥德内兹公园附近，那是毗邻我们大使馆最大的公园。
1956年11月17日，午夜过后
让我来理一理顺序。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当时我还没来这里，我们收到了来自西半球分部的警告，让我们关注一位名叫普鲁塔克·罗巴露·戈麦斯的绅士。一年以前，联邦调查局报告说当时正在纽约为联合国乌拉圭代表团服务的戈麦斯与苏联人有秘密交易，现在戈麦斯已经回到了乌拉圭，并被外交部委以重任，所以我们决定让戈迪去搜集关于他更多的信息。
“我觉得我们不能，”奥古斯都说，“卡帕布兰卡现在已经在部署第一步了，我们不能让他在他的人面前变成一个愚蠢的家伙。”
此外，我们也负担不起失去他的代价。他的工作很出色，假如没有戈迪，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机动监视小组（AV/EMARIA-1、2、3、4），由四位下了班的出租车司机组成。他亲自培训的这些人（预计他们的监视覆盖率是100%），小组成员总是出现在他们该出现的地方，而且绩效显著。如果把这活儿交给我们，就我们这工作效率和蹩脚的西班牙语（我们理解或被理解的量只有50%而已），我们哪来的时间和方法去培训这个机动监视小组呢？我们恐怕只能从墨西哥城或者哥伦比亚特区花钱请个团队来。
你或许觉得我笔下的他很有趣，但并非如此。他的声音带着令人心烦意乱的牢骚声，他一直要钱要钱要钱，他知道只要一直纠缠我们，就能得到一笔额外的可观收入，他真的很擅长运用自己的伪装来加薪。他在市中心做着真正的进出口贸易，他进口大使馆食堂需要的美食，从而让那些不可能的收入变成可能，他这如意算盘真是打得噼啪响呢。我们的行政主管南希·沃特森，一位甜美朴素的未婚女人，聪慧又能干，完全忠于迈诺特·梅休（能解释这一点的最好理由就是他是她的上司），她也同样忠于奥古斯都，因为他管理着驻点，对于剩下的我们，她也同样全身心支持，因为我们是为国家而工作。不用说，她爱组织胜过教堂和亲友。现在你能想象她有多高雅、有多挑剔吗？我们担心戈迪·莫尔伍德会让她神经衰弱。她仔细查看他的账目，但是他总能设法让所有人都卷入她的计算范围。我曾看到南希·沃特森在与戈迪开完电话会议后眼眶泛泪，他一直不停地弄出新的项目、新的账单、新的收据，还有新的不在预算范围内的支出，她真的没有办法追上戈迪的脚步。有一次，她实在太绝望了，就去求梅休批准派遣一位一流的审计员来蒙得维的亚，然而尽管梅休也很厌恶戈迪，但他仍没有答应她的请求，这让我猜想戈迪是不是国务院某官员的爱人。有次跟奥古斯都、碗哥、盖茨比以及一位名叫巴里·卡恩斯的通讯官喝酒时，我才听说戈迪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没法摆脱他。
吻你赫里克
奥古斯都同意这是这场博弈中很麻烦的一个因素。“但是，你也对这个高尔夫球手了解很多，卡帕布兰卡讨厌错过丢失任何一个可以一杆进洞的机会。我看我们的警察局局长是很专业的。”
所以呀，我们付不起失去莫尔伍德的代价，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合适的专家，真有问题出现时，我们也只能打电话给他。
“我同意。”卡恩斯说。
“这是对的，”盖茨比说，“拉丁人跟东方人一样，把面子看得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觉得乌拉圭的间谍活动就跟在灌木丛里追踪攀缘植物一样。举个例子，我要怎样描绘AV/OIRDUPOIS呢？他是戈登·（戈迪）·莫尔伍德，我们局里两个合约行动事务员中的一个，是个老手，30年代曾经在香港为英国工作，跟我们签约的任务有在维也纳、南斯拉夫、新加坡、墨西哥城和加纳的。天哪，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十分迷人——永远自己行动，从不在驻点内部工作，接下任务便秘密行动，然后拿报酬。但是，如果你亲眼见到他，你会大大地失望——他是一个矮小阴沉的苏格兰人，60岁左右，瘸了一条腿（我确信是因为关节炎而不是中枪），有易怒倾向。真是老间谍中的反面教材。看上去他在乎的只有他的津贴，他总是无理要求涨津贴，而且很擅长谈收入，所以迈诺特·梅休总是拒绝跟他有任何交流，这就花了我们大把的打电话的时间。戈迪总是在电话中要求跟驻点长官谈话，而我们只能找个借口拖住他，但他实在太能说了（他声音尖细而且态度恶劣）：“听着，亲爱的年轻菜鸟，你们统统都是糟糕透顶的骗子，我知道梅休现在就躲在大使馆的某个角落，快叫他出来，我没法跟你们对话，你们还不够资格。”
疑惑的是，碗哥不知怎么潜到那情报秘密传递点，取走了信封。第二天，奥古斯都把它交给了中央警察局，上面列举了戈麦斯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需要拍照下来的文件名。奥古斯都声明这些证据应该足够展开全面调查了。
亲爱的基特里奇：
不，长官，我们不可以，卡帕布兰卡告诉他。现在很明显某个国家正在监视乌拉圭政府，但是，每个国家的使馆都会监视东道主国，我们仅有证据还不够。周二晚上这个不幸的无效行动，他，萨尔瓦多·卡帕布兰卡会负全责，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与普鲁塔克·罗巴露·戈麦斯对抗，但是他会监视他。我能听到戈迪·莫尔伍德在咯咯地笑！
这一次的行动我们称之为烦琐——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乌拉圭官员，他因替俄罗斯搜集情报而被乌拉圭当局逮捕了。这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