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当然要喝一杯。”休说，我皱了皱眉——休从来不谈他的父亲，这又让人记起了那个灾难的夜晚。当然，休可以就此打住，但是他继续开口说道：“对，我的父亲是个隐秘的人。”他小酌一口酒：“还有我母亲。”又喝了一口。
“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反感。”亨特一进门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好吧，但是日本不是送了你一栋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房子作为补偿嘛。”休说。
基特里奇
“绝望，全世界的绝望。核战争意味着同归于尽。丈夫和妻子制定了杀死对方的约定，而他们只有同时觉得没有权利再活在世上的时候，比如他们作恶太多，他们才会履行约定，然而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任何国家比苏联和美国更爱慕虚荣的了，二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会理所当然地作恶。但是如果我断定自己是美好的一方，而对方完全是一片混乱，那么我向你保证，亨特太太，我绝不会跟他一起跳进致命陷阱同归于尽，我会用其他方法干掉他。”
关于我昨天写的信，我是今天重读之后才寄出的。信中的内容并不算太糟糕，虽然语言没有润色，但我们不是说好了有什么说什么吗？
“但这不是更刺激爆发核战争了吗？”桃乐丝问道。
现在，让我给你讲讲和E.霍华德·亨特夫妇共进晚餐的情形吧。我们见面不到五分钟，我和休就看出了他是个野心家。事后，我和休一致认同，接下来几年亨特先生最想要的东西莫过于DCI，这份欲望比恐惧更可悲。
无论如何，休听了这么多内容，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不能委屈霍华德的才能了，所以我的丈夫把话题转到了乔治城的金钱价值上去，你可以想象，霍华德和桃乐丝一定对这个十分了解。
我见过谋杀。哈利，你知道吗，恐怕我们可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乔·麦肯锡只是把他的手指浸到了新圣水的瓶子里，以后让人们以为离了就活不下去的不再是十字架，而是国旗了。
“拔掉百合的时候你没有犹豫过吗？”我问桃乐丝。
我一直在想你跟着这位古怪的上级工作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亨特一定会喜欢你的，危机中的势利小人总会。在晚宴快结束时，他才告诉我们，桃乐丝不仅有八分之一的拉苏族的血统，而且她母亲的家族来自约翰·昆西·亚当斯，她父亲的家族则出自本杰明·哈里森（他强调另一种说法：总统本杰明·哈里森——这个威严的名字可不是一般人会用的）。还好他强调了一点：“不过，跟您比起来，我们是小巫见大巫了，五月花号小姐。”嗯，霍华德一直说个不停，直到晚餐结束。记得回信时告诉我有关他的一切。
休本可以对这句话置之不理的，但他是个顽固的家伙，自愿承担这份虚伪的礼貌，就如同他对痢疾的姑息一样。“怎么会呢，亨特太太，”他说，“霍华德说得对，我一直冥思苦想，我猜这就跟机械钟表一样，霍华德只不过上了发条——过于激动罢了。”
走过圣洁的婚姻殿堂，开始与另外一个人的婚姻生活，这就跟学习一堂人类结构的课程一样。我发现休的喉头里有转动装置，每次他要讲话时我都能看出“装置”的异样。“我听说你在危地马拉做的准备工作很出色。”他说。
我说：“噢，太棒了。你父亲一定很爱康奈尔。”
亲爱的哈利：
“那让我们为这愉快的巧合干杯。”霍华德说。
亨特先生继续侃侃而谈，当然，我们听得越仔细，他就越发地跳进自己挖的陷阱无法自拔，这也不容易呢。他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很满意，但是却遭到了我们的冷淡对待。比如他的父亲母亲在康奈尔大学合唱团唱歌这件事。
“行动还没真正开始我就被派到外面，这着实让人难受，”亨特回答道，“但是我需要的权力基本已经得到，现在日本需要我。”
“是啊，但我父亲并不愚蠢。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在了解你的工作情况，霍华德，我没有给第三十二代梅森子孙丢脸，对吧？’”
“核战争和国与国之间的小型行动无关，它即使要爆发，也是受了别的因素影响。”
“多谢你能理解我的感受。”亨特说。
“你说的这些，我完全可以接受。”亨特说。
不过，我可能嘲笑霍华德·亨特太多了。他既能像火鸡填充物那样单调，又能如狐狸般狡猾。他总喜欢吊着你，让你对他无招，他甚至告诉休，他在布朗大学的一个朋友曾去过圣马修，还在休曾经任教的足球队。
“我从上级那里听过。”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艾伦，他俩之间总有一种可靠的相互作用。“那位总统感情洋溢。‘让一小部分人统治这个国家，那全部都是花招！’”
“来喝一杯吧，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缺点的问题。”休说道。
很快，他就开始了夸耀他的家庭背景（基本都在纽约州），这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虽然我在哥伦比亚长大，但是我的父亲碰巧有古老的纽约奥尼昂塔血统，该血统的人为人十分谦和，至今仍然高贵于汉堡同盟，那是布法罗的郊区，亨特宗族（希望是全部族人）坐落的地方。不过霍华德确实有一些本事，我相信他不会放过炫耀的机会——他的先人詹姆斯·亨特长官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官至上尉，布朗克斯鸡尾酒中就有一款以他的名字命名。“真了不起。”我说。第二天我猜他会查阅我的血统，然后发现梅奇和其他“五月花”号上的老亲戚。
“Oofah？”我问。
我觉得他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暗暗自豪，他或许真的相信上帝在默默地关注着他和他的家庭，毕竟，他们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霍华德，”亨特太太说，“休·蒙塔古可能自那以后有了别的想法呢。”她语气很友善，但看得出她也不简单，神秘而决断（我发现她有八分之一的拉苏族人血统），如果说她是霍华德野心背后的动力，我一点也不惊讶。
哈利，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情绪极度紧张，他的声音就像一个男孩准备亲吻一个女孩时那样沙哑，又好像他自觉谋杀近在咫尺（如果他不控制自己的话，谋杀也是迟早的事），这种情绪也算得上高尚了。
“小朋友，你这说的是哪里话！”休回答道，尽管他大他不过五岁。
补充：亨特一家在东京租了一间房子，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这对于一位在北亚执行秘密行动的长官是很不错的了（据我目前了解，霍华德做过的出色工作包括宣传、公关，以及在共产党会议上丢臭气弹），亨特把这些工作叫作“谁—我”。
“嗯。如果他们问：‘是你留下的那气味吗？’你就回答，‘谁？我？’”然后他就大笑起来，带着无意识的嘶声（他以为自己很幽默呢）。很显然我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房子更感兴趣，但是他总是不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他只对设计师的名字感兴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然后他又继续描述那大门、院子、花岗岩的花园和深深的百合花池，他说：“当然这都很美，但是出于适当的考虑，日本园艺师断言这些百合花移栽以后也会重新生长，所以我们把它们拔出来，把花池改造成了游泳池可以让孩子玩耍。”
“假如我心里想鸡奸同性恋小男孩，但这也不意味着我就是自由的。我讨厌共产主义发散出来的微弱力量，那是西方世界里的一颗毒瘤。”
“俄国人永远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他们还没那么愚蠢，”休说，“但是如果我们把一百万士兵输入东欧呢？我们确实还没有在匈牙利做过什么动作，不是吗？如果论发动战争苏联哪里比得上我国！我再重复一遍，我们要孤立危地马拉，并建立一个三流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相信它会很快就找我们求助的。”
“当然是喧闹啊，恐怕我在你某个周四的演讲会场打扰了你。”
“有过。”
“但是，先生，如果这是一颗毒瘤，那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啊。”
1957年1月28日
你能想象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吗？霍华德看起来还挺愉快，他说：“不，先生，这些纯粹来自我的内心，你看我是个绝对忠诚的人，但我说这是我的缺点。”
“因为每一颗毒瘤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休说，“而且世界共产主义才不过是一颗小毒瘤。霍华德你看，它还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就开始转变，它还没有足够的内部必要资金和手段去对付每个难题。苏联可能会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在危地马拉身上，因为它要投资这个国家，支持它，也许最终还会养着它。他们的财政系统太不适合这样做了，投入大笔大笔资源去支援这个无能的侏儒国家可能收效甚微，甚至毫无所获。其实我们有这个机会敲俄国一笔可观的钱，前提是他们真的愚蠢到去投资这么个无用的国家，如此一来我们也就可以弥补你的缺口，同时又能在世界面前嘲笑他们的徒劳无功。”
“杰克和斯塔克，胶水。”当我还没有概念的时候，他解释道：“美元和舍客勒。”我记得他曾经说过钱是刺激物，他知道那么多同义词形容肮脏的钱财，还真是令人吃惊呢。他似乎不仅是圣化的，而且充满贪欲，对我们为驻点工作而得的经济收入非常敏感，他只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变得富有。
“我没有，”霍华德说，“当我断定改造方案切实可行时，我一秒钟都没有犹豫过。当然孩子的需求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美学享受。”
我在纠结要不要稍微喝一点酒——喝点酒放松了的我会让奶水更甜还是酒精会让它变酸？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母性的担忧，每次宴会的开始我都要纠结自己要不要喝酒，真是讨厌！总之，亨特能说会道，晚餐一开始，我就感觉这是霍华德的专场。哈利，我必须告诉你，我绝不是个势利眼，但拿它消遣除外。观看爬山者在湿滑的斜坡上艰难地迈步，当真是十分有趣，没有什么比“观众”的目光更让爬山者紧张的了。当然，我也不完全是在旁边起哄，我一直保持微笑呢。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先生，”亨特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强盗强大起来偷袭我们之前解决他们。无论是苏联的还是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都让我讨厌。”
“好吧，在我们为友谊干杯之前先来做个测试。如果我把你执行过的最有名的行动看作是个错误，你会怎么说？如果我们允许阿本斯在危地马拉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美国的利益集团就能获益更多。”虽然休满心想玩好政治，但他在这个领域真的是能力有限。
“会是什么因素呢？”桃乐丝问。
“‘谁—我’？”我问。
你看，他还没有那么野心勃勃，倒是满脑子以为自己奉了神的旨意来拯救世界。所以要谨记一点，在你与你的新上司打交道的时候，不要忽略他心中的这些信仰。幸好他长得还算有魅力，否则一定很难让人忍受，他太自负了。
“听听，听听，”亨特说，“休如此委婉地表达出了我的情感，是不是，桃乐丝？”
“真和蔼。”休说。
“完全正确。耗光他们的资金，拿耗费苏联力量的诱饵去诱惑他们，比如让他们投资危地马拉。你只管想想那一百万个墨西哥红色士兵，他们拿什么与我们抗争？”
“当然是这样。”她说。
我算明白了，这是一个可爱而沉重的经历——领事名单，真是一种折磨。因为霍华德用微弱又怀着恨意的声音打乱了我的思绪——“当然，有一些在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就没在Oofah里。”
这倒给了霍华德一个提醒，让他知道该说些什么来讨好他的主人，我相信亨特在这一点上悟性很高，他一句话把话题引到意外死亡上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讲了一件飞机坠毁的事情，去年夏天，亨特一家计划从东京回到华盛顿，由于预订差错，他们没有订到卧铺机票，霍华德说：“我怎么能让我的家人坐次等机票返程呢，况且政府已经说了报销上等铺位机票。正好下一班飞机有上等卧铺票，所以我选择推迟离开。看，多么神奇的选择！”霍华德声音温和地说道，似乎在刻意避免夸大这个不可思议的选择。“你知道吗，第一架飞机坠入了太平洋，所有的乘客都失踪了。”
你听听，他这话里明显带着点恐吓。他每次提到他的女儿丽莎，他都会说全名，像是丽莎·蒂芙尼·亨特之类的。他告诉我们：“她的出生被铭记在墨西哥城的公民登记中，她出生在那，当时的我正在为弗兰克·威斯纳建立了第一个OPC加驻点。所以丽莎的名字就出现在了‘生在国外的美国公民领事名单’上，也因此成了不易识别的自然特殊群体中的一员。”
“这算什么！”亨特说，“这事听了就让人生气。在遥远的东京任职，你的前助理受到白宫的邀请，原因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要夸赞他工作做得出色，可是你知道吗，那大部分出色的工作都是我做的。”
“让俄国人弹尽粮绝吗？”她问道。
“真巧了，我父亲也是圣地兄弟会的会员。”休说。
“我可不希望我们地盘里加入这么一群数量庞大的废物。”亨特说。
“没错。他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就是我选择了去布朗大学，但他这个人从来就不善于表达失望。”
“我记得他，”休说，“很努力，但没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