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乐意空袭，鲍比不断地提醒我这种空袭有种‘珍珠港’的味道。”
马萨罗夫似乎是来华盛顿同鲍比进行对话的——可以推测，杰克已经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们之间的谈话范围会很广——我从休·蒙塔古那里得知马萨罗夫的主要“功能”是维持赫鲁晓夫同肯尼迪兄弟之间的联系。总理是一个喜欢同人们交流的人，他可能下周就要把你发配到西伯利亚，但是在此之前，他还是会和你保持温和的私人关系。比如，鲍比和鲍里斯在上一场柏林危机中联系甚为密切，鲍比告诉马萨罗夫，如果苏联不将坦克从勃兰登堡大门移走，美国肯定会打上一仗。于是马萨罗夫将此话传给了赫鲁晓夫，24小时内坦克就全部开走了。相反，马萨罗夫告诉鲍比，赫鲁晓夫认为美国仍然是掌控在洛克菲勒、J.P.摩根和华尔街的手里，但是他对肯尼迪兄弟的看法已经改变。
也许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兄弟之间达成了协议：如果你的最聪明的人没有在最高的级别上，却提拔他们、重用他们去负责特殊风险的项目。我认为这样的人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原因就是他们能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且善于倾听。我前一方面做得不怎么样，但是后一方面做得非常好。
关于恩里克·佛加塔的感知能力的争论以比尔·哈维的胜利而结束。十月十四日，情报总部终于妥协了，向哈维承认那天早上带回来的照片中显示的是古巴小镇圣克里斯托瓦尔正在建设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基地。麦科恩与他新婚的天主教妻子在意大利享受这份迟来的蜜月，他们待在一个意大利的小村庄里，所以哈维不得不在电话里使用特定的语言讲，他的语法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在圣马修读书时翻译拉丁语的方式：“长官，你，你一个人，说会发生，是的。”哈维说道。麦科恩说他马上就会回国。
1962年10月22日晚上11：00
他说：“战争一旦开始，我们中一定有人被派去古巴加入我们的部队。”
当然，之前就有危机的先兆。十月十日，纽约参议员基廷公布了古巴核导弹的存在（这很明显说明我们在兰利的基地有漏洞），他很有信心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共和党核心会议上谈及了古巴共和党的“最大资本”，这指的是十一月的国会选举。克莱尔·布思·卢斯为《生活》杂志十月刊写了一篇社论，如同一种强烈的呼唤：“现在，处于危险边缘的不仅是美国的声誉，更是美国的存亡。”我想起了那个温柔的金发女郎，我从农场返回华盛顿后的某个晚上在斯特布尔遇到了她——鲁斯太太，她的美就跟我的母亲一样（似乎更胜一筹，因为她散发着银色的光芒）。我想她一定非常兴奋，因为她手中掌握着让世界宣战的武器。
我和休·蒙塔古与肯尼迪兄弟同在一个极特殊的组织，我曾经告诉过你这其中的原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我的友谊变得更重要，所以我要坦白我并没有告诉你全部。
十月十四日后，在华盛顿的日子让我想起了一艘有着神秘漏洞的船，通过计算从早晨的第一束光到晚上天黑的时间就可以得出该船渗漏的范围。单位里的人一整个星期都在电话里说这个事。在首都工作再次让我意识到，华盛顿的秘密也有等级性，你的影响力有多大完全取决于你有多少朋友愿意告诉你他所掌握的信息。城市里充斥着各种谣言，以巨浪的节奏席卷而来。在白宫、行政办公楼、联邦政府、办公室彻夜灯火通明，人们凌晨一点开车去白宫观赏这种景象。罗斯与我一天通话五次告诉我他的最新发现；我既不想承认也不想否认，但我还是得说出来，罗斯与我分享这么多信息一定是他“走动”了不少关系才得来的，这都是我欠他的。我想如果核战争爆发，而我们都要在核屠杀中毁灭，那么罗斯一定不愿意背着那些未偿还的债走进枪弹雨林里。
总统直到昨天（周日上午）才给出他的决定——他选择了封锁，并开始起草他今晚即将对全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我知道他正在担心他的这次选择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共和党人已经呐喊了好几周说古巴有导弹，但是他现在才向公众坦承这一事实，所以，损失可能是巨大的。从政治角度而言，下令空袭可能更有益一点，这样他身后的共和党人就会团结起来支持他。
假如我也是这些委员中的一员，那么我很难说我会作何选择。我认为我是鸽派，但是我对苏联有着难以形容的愤怒。哈利，听着鲍比说话，我意识到他是个聪明人，是个有协调能力的人。还是那个下午，鲍比不顾艾奇逊的鄙视，告诉执行委员会，全世界都会把这场空袭当作偷袭。他还说，我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国家，在过去的175年里都不是做出这种勾当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当然需要有力的行动来让俄国人意识到我们很重视他们的举动，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他们调遣的机会。假设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古巴的行为过分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改变主意，所以还是实施封锁最为恰当。
迪克斯·巴特勒的公司里传言，“小哈瓦那”城里到处都是酒吧，古巴流亡者在街上跳舞。我被激怒了，我的国家可能就要遭受毁灭了，我的朋友我的同胞也许会残疾或死掉，但是这些流亡者却如此开心，因为他们有机会重返古巴，他们真是一群不可思议、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鬼！他们现在在迈阿密挣着大把大把的钱，却还要为他们在古巴积累的财富的损失而愤怒；古巴的中产阶级对属于他们的权利异常敏感，对他人的权利却漠不关心，他们为了自己不惜牺牲掉我整个国家来对抗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种想法很快占据了我的思想，却是一闪而过，很快我就与古巴的男男女女跳起了舞蹈，喝醉的哈伯德在街上跳舞，哈伯德通常不跳舞也因此错过了姑娘；现在他跟着古巴人的节奏—— 一个小时不停歇，赫里克·哈伯德的骨盆摆脱了束缚。
不论谎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点你可以确定——杰克个人对苏联毫无好感，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他被迫承受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压力（这是一个我一直都在关注的委员会）。这些天白宫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在使用“鹰派”和“鸽派”这样的字眼，而且很确定，一些强势的鹰派人物就身处执行委员会。10月17日，鹰派的许多人都提出立刻轰炸古巴，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导弹基地，这些高层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迪安·艾奇逊、大部分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加上麦克洛伊、尼采和麦科恩。然而鲍比曾是鸽派的领袖，他认为任何“意外的”爆炸都会导致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这是个道德问题。”他用巧妙无辜的语气说道。作为一个顽强的年轻人，鲍比总能认清方向，但是这些天关于死亡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杰克和鲍比都没有向我提起过玛丽莲·梦露的事情，但是我能感觉到她的自杀一定程度上还是震惊了他们。这些天其他人的死亡也对鲍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其中两派还在争论到底是对古巴进行封锁（包括麦克纳马拉、吉尔帕特里克、鲍尔、史蒂文森、索伦森），还是正如鹰派一直坚持的——不提前告知开战就直接展开空袭。
“你竟然会这么说，”艾奇逊说道，“鲍比这套说辞实在是愚蠢至极，拿珍珠港来做类比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只是逃避的借口。总统的职责就是分析这些无法忍受的问题，得出恰当而且清晰的答案。在上天看来，道德的挣扎并不比专业缜密的分析更有价值。眼泪是为糊涂和软弱的人而创造。”哈利，我向你保证，迪安·艾奇逊肯定和总统谈过话了，我很不愿意成为他利爪下的一只小鸟。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都必须等待，苏联的船队到达封锁线还需要一些时日。我今晚情绪异常激动，我把克里斯多夫从他的床上抱起来，紧紧地拥抱了这个睡眠中的天使。他醒来了，轻轻地在我耳边说：“没关系，妈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十月二十一日我回到佛罗里达州，第二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向全国宣布苏联技术人员在古巴建立了一个有着大型洲际武器等攻击性武器的基地。总统说，苏联向美国撒了谎，因此，美国将对古巴进行海空隔离防止苏联继续向古巴运送军备武器。如果古巴胆敢发射这种导弹，那么美国一定或对这种行为进行报复，报复这种“秘密轻率、威胁世界和平的挑衅行为”。
“这完全就是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啊。”鲍比告诉他们。
几个月前，杰克被一个苏联官员吸引住了，很明显是个克格勃分子，就是你在乌拉圭时写信告诉我的那个鲍里斯·马萨罗夫，他在为苏联使馆工作，但并不热心。很明显，不论这个马萨罗夫具有什么素质，赫鲁晓夫都对他“穷追不舍”——可能这就是赫鲁晓夫缺失的可悲的苏联智慧。苏联总理将这个人一步一步提拔到政府的最高位置，并把他派往美国做赫鲁晓夫同肯尼迪兄弟的私人联络员。我早就注意到肯尼迪喜欢玩双面游戏了，这意味着他对苏联的态度是一面强硬一面温和，而且根据不同的事件，总统先生总是朝着双方关系的冰点或融点而努力。赫鲁晓夫同样双手上阵，但是他也有另一张王牌，这是个未知数。
鲍比周四对执行委员会所做的发言说服了他们，但是到了周六，这个问题被再次公开讨论。麦克纳马拉认为空袭会杀害几乎所有驻扎在导弹基地的人，我们无法预见赫鲁晓夫对空袭的反应，因此，我们就难以控制空袭后的状况了。然后战争会逐渐升级，最后可能会导致全面战争。然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来摧毁这些导弹，摧毁了古巴的导弹基地俄国人就再无控制古巴的能力，更不会使战争升级，因为我们的核实力强于他们。麦乔治·邦迪和参谋长们都支持泰勒。
这些日子是我们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日子，这对人们的自我控制带来了新的压力。听着朋友对三天前（已经过时）的新闻的反映，我了解了人们为什么疯狂到爬到屋顶上尖叫。
虽然艾奇逊已经年老，但他就像黎塞留红衣主教一样专横。冷战早期他并不是国务卿，他那一丁点儿的自由主义倾向早已被阿尔杰·希斯完全打碎。艾奇逊，虽然留着灰色的胡子，甚至看上去像鹰派的人，但是他对杰克说：“我们可以从这个或那个角度分析问题，但是有效的答复只有一个——消除导弹‘落户’古巴的可能性。”
我说：“是的，我想把我的双脚插入古巴的土地上。”我已经酩酊大醉了。
亲爱的哈利：
然而，当天傍晚，是否要登船搜查靠近古巴的苏联船舶由执行委员会决定（麦克纳马拉带头），并负责向总统提出建议。第二天，艾奇逊再次出现,并说这个问题应该重新谈判，与苏联人打交道就是意志的抗衡。既然摊牌难以避免，那么如果拖延太长时间，对抗双方的实力势必会削弱。延后封锁，这是秘书长狄龙同意了的，麦科恩也同意，泰勒将军说越快展开空袭效果就越好。如果周日早上准备好空袭的话，他们必须现在就决定，也就是周四下午；如果是周一上午的话，那就最晚明天做出决定。
之后，我和巴特勒又去了酒吧，喝了一阵子，然后互相许诺。他说：“我不想再派人出去，我永远不知道他们能否回来。哈伯德，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比尔·哈维，他会让我们和船夫一起出去。”
他们都对赫鲁晓夫愤怒不已，对马萨罗夫也没有好感。几个月来，鲍里斯一直向鲍比保证赫鲁晓夫决不会再向古巴运送核导弹——即使要撒谎也要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候说啊。当然，马萨罗夫表示他同肯尼迪兄弟一样惊讶。
当我出差去国防部办事时，我在走廊里看到那些高级官员的脸上有种缅因州森林里野生麋鹿的表情，战争的临近所导致的勃起经久不消。我擦肩而过的那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不久的将来是成为英雄还是壮烈牺牲，或者因为战争而升职，他们内心的焦虑正如烈火般熊熊燃烧，所以许多官员都在为伟大的一刻准备着——就像一个人过着维斯太贞女的生活，只能交配一次，但是得在圣殿里：这唯一的一次最好能够一举成功，否则就算是这个人选错了人生。我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但这种顿悟却带走了我的快乐：如果我们与古巴开战，我想自己一定是要投身到战斗中的，而且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直面战争。如果灵与肉在核弹的打击下均归毁灭，那么我们的牺牲是光荣的，我的灵魂就不会四处飘散。这就是一种信仰！
早上醒来，我无比恐惧，因为昨晚酒醉中立下的豪言我是无法推托了。过了一会儿，随着宿醉的本能反应，我走到我的邮箱前，找到基特里奇写给我的一封长信。我站在椰树林的邮局门口读着信，感觉似乎是她从世界的另一端寄给我的。
爱你的基特里奇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我的丈夫叮嘱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卷入他们的旋涡。休·蒙塔古与马萨罗夫共事多年，对他早已十分熟悉，休·蒙塔古说他是苏联所拥有的最有才能、最聪明的克格勃之一，他的这份悲哀的必胜魅力使得这个机构的运行更加顺利。
关于我的情况，鲍比和杰克对我的决策权力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很喜欢我倾听他们诚恳的言辞（这一点他们并不能同下属或对手倾诉）；因此，他们把我叫过去倾听他们说话，让休·蒙塔古过去自由地诉说他的感受。所以我们上周见了好几个肯尼迪家族的人。
这真是一件伟大的事，我俩不由得鼓起掌来。
他这么说让迪安·艾奇逊很是不悦。在接下来的10月18日，也就是上周四，就约了杰克共进私人午餐。迪安·艾奇逊憎恶依据直觉的冲动反应，并以此“癖好”为荣，他说：“总统先生，我们别无选择，你必须发动空袭，规模越大越好。”
我恐惧到了极点，哈利。我很想念你，你对我来说如此珍贵。不要像迪克斯·巴特勒那样做出疯狂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