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不是假话。十月二十四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约翰·麦科恩带着理查德·赫尔姆斯、休·蒙塔古和博德曼·哈伯德参加了一场会议，同时与会的还有鲍比·肯尼迪和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成功说服了对方批准展开十三次主要的破坏活动，持续时间为三个月，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四年一月，平均下来是每周一次。发电站、炼油厂和榨糖厂都在破坏目标范围内。“这个时机很好，”卡尔说，“现在人人都没有安生日子可过。我们可以让卡斯特罗上火成溃疡，那个王八蛋！竟然敢和苏联一起玩导弹！如果有机会，哪怕要牺牲我自己，我也愿意一颗手榴弹同时炸死卡斯特罗、劳尔、切·格瓦拉。”
以上信息可真可假，但是无论卡斯特罗是否真的愿意和谈，也不管我们是否弄清楚了他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只得不失的一方。如果卡斯特罗愿意，那么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前往古巴，当然，我会把自己的往返行踪告诉总统先生。
“谁知道他藏在哪了，也没有见他再去银行上班。”
“他可能是当场发了个普通的警报吧。”
“没有，”他说，“是你首先安排沙威·福特斯给我，我不得已才选了他做我的联络员。”
那是我父亲伟大的一面，即使是一头狮子，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发现，面对敌人的诡计时，他会像一个老太太一样脆弱不堪。十月二十五号，也就是特别行动小组批准我们实施破坏活动的第二天，我和亨特吃完午饭回来不到二十分钟，卡尔的情绪就变得特别不好了。昨天下午，他和特别行动小组谈论他的行动方案，这期间他得知肯尼迪总统接受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国记者珍·丹尼尔的采访，时间持续了半小时。这个法国人的采访是由阿特伍德安排的，现在人已经在去哈瓦那的路上了。哎，可惜总统办公室装不了任何窃听器。但是十月二十四日的晚上，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国发布了一篇报告：
华盛顿小阳春，天气非常暖和，肯尼迪总统和夫人穿得都比较单薄，给人青春活力、朴素却迷人的印象，这和他们平时的严肃、威严截然相反。总统夫人离开之后，总统让我坐在他办公室中间的半圆形沙发上，他就坐在对面的摇椅上。采访时间持续了20到25分钟，中间除了一个电话，再没有受到别的打扰……
谁能说我的父亲没有先见之明呢？珍·丹尼尔采访杰克·肯尼迪的事已经过去了五十天，这份报道才公布出来。
我父亲没有伤心，但是巴特勒却很生气。他从迈阿密打来电话，满口兰利总部的语气苛责抱怨，我实在很难忍受一个大男人这个样子，于是我说：“好吧。我父亲有责任，我有责任，那你呢？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一丁点的错误呢？”
10月24，周四，肯尼迪总统在白宫接见了我。我们路过他秘书正在工作的小房间时，碰见肯尼迪夫人正从一个拥有法国式窗户的房间走出来去白宫的私人花园，总统叫住了她，把我介绍给她。
阿德莱·史蒂文森也很关心此事，他说：“到目前为止，参与此次古巴新计划的人很多都是秘密参与。”阿特伍德回应说，据他所知，唯一知道这些和古巴人联系的参与者的官员只有总统、司法部长、哈里曼大使、麦克乔治·邦迪、史蒂文森和他自己。
“代我问候你父亲，他的情绪还好吗？”
赫尔姆斯为什么支持我父亲？对此我有一个合理的猜测。九月中旬，我们得到消息说美国和古巴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和平谈判。夏洛特仍然和派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保持联系，所以我们源源不断地收到调查局传来的录音记录，内容与古巴驻华盛顿大使和驻联合国古巴代表之间的谈话有关。调查局还对联合国大楼的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办公室动了手脚，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收到从“盗墓者”的三条途径发来的信封，我这才明白，史蒂文森大使的办公室本来应该是FBI的禁地，但是是谁建议胡佛这么做的呢？无论如何，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材料。如果我所猜测的这些分散的片段真的是情报人员的悲惨生活的话，那么我至少可以理解现在这样杂乱如麻的状况了。
“今天吗？挺好的。”
在我看来，孤立古巴政策更加刺激了卡斯特罗在拉丁美洲制造冲突的决心，同时还把我们衬托成一个欺凌弱小的大国形象。
然而，他还有一些工作是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他正在和安/拉稀建立联系，但是如果九月八号的大事件不能说服卡尔让我担当重任的话，那我就真不知道自己还要学习到什么时候了。那天早上，我一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递给我一份《华盛顿邮报》的剪报，上面讲述的是发生在哈瓦那的故事。九月七号晚上，卡斯特罗出席了一场宴会，地点在巴西大使馆，在这期间，他把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叫到一边，说：“肯尼迪与我们的巴蒂斯塔是一样的家伙，我们已经发现了消灭古巴领导人的恐怖阴谋。如果美国领导人再敢援助这些计划的话，我保证他们自己也别想过安稳的日子。”
“他打过电话给我，说等我冷静下来他就会出现。到时候我会跟他摊牌，保准他不会忘记。”
“是的，”卡尔说，“你可以想象，笑面虎杰克把珍·丹尼尔介绍给了肯尼迪夫人，毕竟我们的第一夫人在巴黎还是很有魅力的，你能让这样一个顶级记者不见一见第一夫人就打道回府吗？杰克告诉珍，他并不反对集体主义，只是反感苏联的辱骂无礼罢了。或许他这是暗示珍，他会想办法和苏联和平共处，我相信杰克·肯尼迪有能力把大矛大盾说成是一个小小的家庭误会。”
亨特甚至还带我去兰利的高级自助餐厅向我核实他听到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笑面虎杰克不值得信任，但这背叛也太明显了吧？你父亲有迪克·赫尔姆斯的消息吗？”
“难道他就这样消失了吗？”
“你能跟我说说故事的背景吗？”我问。
“我要告诉你这个：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殖民、矿产开采以及羞耻心比古巴还要差，但这也部分归咎于我国在巴蒂斯塔时期对古巴的政治影响，我相信这是我们无意识中刺激了卡斯特罗反抗，我想这么多的过错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拉丁美洲。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理解古巴人民，也支持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脉地区奋起反抗，那时候他向世界呼吁公平，尤其希望古巴能够摆脱腐败。我甚至还会说：一定程度上巴蒂斯塔代表美国做了许多恶事。现在，我们必须为这些罪恶埋单。就巴蒂斯塔的政权而言，我支持古巴的第一批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我的笔记可以派上用场了，我可以引用肯尼迪总统的原话：“我想和你谈谈古巴……”下面的话说得非常具有说服力，他下意识摆动简单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每一句话，这一点已经人尽皆知了。
“没有，我跟他说没什么好冷静的，现在需要的是重整队伍，而不是互相指责。”
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威逼利诱福特斯现身与巴特勒见面，还是应该直面巴特勒的指责，真是个痛苦的选择，另外，我也不知道福特斯藏在哪儿。
“我给你你可以不要嘛，工作不需要你这么勉强。”
十月十三，卡斯特罗公开谴责这次突袭：“古巴人民正在努力对抗飓风，这场灾难已经带走了上千名无辜的生命，就在人民奋发自救的时候，美国做了什么？他们用海盗船运载着一船破坏分子以及炸药，突袭古巴，落井下石，乘人之危。”
“他现在在哪里？”
联合国中立外交官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卡斯特罗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即使这种做法会激怒他的核心共产主义分子，他还是有可能与我国建交。
九月十八号，联合国美国代表团的特别顾问威廉·阿特伍德，向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发了一封机密邮件：
“但是，还是不要这么偏激为好。卡尔能够联系到他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临别时书写的信，但是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给她回复过。我一直沉浸在孤独中，我的心就像一个空钱包一样。有很多次我都差点打开那封装有摩德纳电话号码的信，甚至有一次，我的手指就要落在拨号键上了，可最后还是放弃了。
“安/拉稀现在待在巴西圣保罗的古巴领事馆里，我们的人已经和他碰过面了。”
“如果你愿意花上三个月时间来观察那些华盛顿阴险小人的举动，你就会发现它有多有趣了！”
紧接着，赫尔姆斯、夏洛特、卡尔的三人会议陆续展开。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策略就是由麦科恩局长指挥特殊行动小组，让他们在古巴开展新一轮的破坏行动。卡尔得到委任后就迅速开展破坏炼油厂的行动，同时十月六号加勒比海的一场飓风又占用了大量船只和劳力。然而袭击并没有成功，其中还有两位降落在古巴的飞行员被捕。
然后，肯尼迪先生站了起来，这就意味着，采访结束了……
这是真的，九月他们为此召开了几次会议，但是到月末的时候卡尔说：“我们仍在筹备中。”我查看了赫尔姆斯发给反情报小组的最终备忘录的复印件：“即使安/拉稀还没有被卡斯特罗策反成双重间谍，我们所掌握的证据也不足以下任何定论，但是我们也要准备放弃这个很重要的资源。但是，在加勒比我们再没有别的人比安/拉稀更能和卡斯特罗说上话的了，所以权衡之下我们将会继续和安/拉稀保持联系。”
卡尔并没有特别沮丧，毕竟他不认识那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巴特勒·迪克斯回我的电话说，他已经急忙开始行动了。是我们运气差还是他没有准备好，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问询就不能下结论，但是很显然，我们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调查安/拉稀了。
“有这条信息已经足够了，”我说，“哈瓦那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和美联社记者沟通，而卡斯特罗偏偏选择了巴西大使馆。”
“他只能试试看了。”我告诉亨特。
来自《新共和报》
“是的，”卡尔说，“今天早上在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办公室，我们讨论了成立反情报小组，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情报活动。”
工作占据了我整个身心，后来就再没有想起过这事了。然而我发现自己对父亲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尽管他只要稍微集中注意力就能掰开龙虾的钳子，但他的注意力不是天天都这么集中，他的桌子永远都像是没有整理过的床。还有他那不稳定的组织能力，就像不愉快的宿醉一样令人痛苦。然而我爱他，这一点是我从处理各种细节中发现的，关注细节给我带来了新的热情。我会负责一些卫生工作，比如把他的衣服送去洗；当然，我还会仔细检查他和麦科恩、赫尔姆斯、蒙塔古以及其他五十个仍然在JM/WAVE工作的官员之间的备忘录，检查传入的电缆以及我们制定的优先通信路由模式。说真的，我已经喜欢上处理这些琐事了，而且卡尔的秘书埃莉诺已经高负荷工作了很多年，现在她也需要一个助理来帮她分担，我很高兴埃莉诺和我很合得来。这些日子，我桌上的东西比我的住处更贴近生活，而且，实际上无论是在迈阿密和华盛顿，还是在兰利和赞尼特，我的办公室都没有什么差别。我又一次认识到我的知识是多么地不足。我获得的能量越多，我就能越多地参与事情发展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同时得到的满足感也越少。我在晚上独处时看间谍小说，小说有一点让人很满意，那就是它的描述和现实工作一点都不一样，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与真实的生活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我的思绪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上，我还思考小说情节的本质，在生活中，情节永远都是不完整的。无论怎么样，这也是人们一半的焦点，因为我们永远都无须把自己逼得比剧本里的主角还要紧。如果你坚持把你的生活看成一个连续故事的话，那么一个人生活的另一半焦点就仅仅是积累习惯、错误、运气、偶然，还有许多获得的帮助，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谈资而已。因此，我很感激这个夏天，在这个夏天里，我没有太多的个人琐事，但在许多的细节中学到了知识，而且我的父亲和我还组建了一支值得尊敬的团队。
1963年12月14日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如果卡尔不直接找赫尔姆斯质问的话，我就自己公开反对赫尔姆斯。”
我们沉默了一阵儿，在这期间，总统先生感受到了我的惊讶和我的好奇，他继续说道：“但是很明显，现在问题已经不止古巴一个国家了，这已经上升到了国际化高度，也就是说，苏联也牵涉了进来。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总统，我们对世界的自由负有责任。卡斯特罗背叛了他在马埃斯特腊山作出的誓言，现在他已经成了苏联的特工，在拉丁美洲地区做着不法活动。我知道，因为他的这个错误，世界于1962年10月差点发生核战争。不管是因为他的‘独立意志’，还是他的疯狂，还是他信仰的共产主义，总之他错了。苏联很清楚这一点，至少我们的反击会帮助他看清如今的情势。但是卡斯特罗呢？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了解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乎这一点。”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下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告诉我答案。无论怎么样，拉丁美洲的国家是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获得公平、得到进步的，我指的是颠覆共产主义。从经济镇压到马克思主义专政，他们是不可能走进公平、发达的社会的。现在，美国能够像以前一样扶持、拯救拉丁美洲，我甚至会说只有我们有这个能力，去阻止共产主义彻底统治拉丁美洲地区。”
因为卡尔和夏洛特从我们的小组里挑选了特工去兰利总部当值，联邦调查局手里掌握着联合国的报告，并且会根据胡佛的需要而泄露出去，同时JM/WAVE和古巴流亡者领导们也会从众人嘴里得知消息，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唯一的负责人肯定是国务卿拉斯科，还有约翰·麦科恩。有几个早上，卡尔的办公室收到了四五封来自兰利不同部门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提到了阿特伍德的古巴提案，也提到了我和卡尔前些天秘密传播的谣言。
“没有时间，我再重复一遍：没有时间，我必须用他。他一定是暗中向古巴海岸警卫队通风报信。”
“你告诉他这个了吗？”
“他怎么会呢？你不是没有告诉他我们的人是从哪里登陆古巴的吗？是不是？”
“这就是给我们的一种暗示。”卡尔说。
阿特伍德告诉史蒂文森大使，珍·丹尼尔是一个专业的记者，他不愿意重复与肯尼迪总统的谈话内容。但是丹尼尔透露，他与肯尼迪总统的对话“非常刺激”，还说“卡斯特罗的回应也许会颇有成效”。
你看我们得到了什么！菲德尔·卡斯特罗很不高兴，阿特伍德的人也跟着痛苦。然后，我们从夏洛特那里听到古巴代表团在联合国办公室的对话记录，从而得知我国高层与卡斯特罗的秘密会见仍在筹划中：把阿特伍德送到哈瓦那附近的小机场可行吗？
他是认真的。我的父亲年纪越来越大，他的小缺点也越来越明显，他对外人的承诺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没有勇气去做他说的事，那你也就没有资格嘲笑他。抱着敌人同归于尽，这种死亡就是最好的成功。
几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阿特伍德把哈里曼的反应告诉了阿德莱·史蒂文森，他说这个建议会让肯尼迪担很大的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共和党员，只要他们得到了一丁点儿口风，那我们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哈里曼告诉阿特伍德他感觉“太冒险”，并且建议罗伯特·肯尼迪出面。鲍比在阿特伍德的便签边缘写着：值得追踪，联系麦克·邦迪。然后邦迪告诉阿特伍德：“总统很希望看到卡斯特罗能够从苏联阵营中脱离出来。”受到这样的鼓励，阿特伍德就主动联系了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