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十多天，我去了乌拉圭，乘坐的是型号为泛美道格拉斯Super-6拥有四个发动机的螺旋桨飞机，飞机十一点半离开纽约，晚上到达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第二天早上到达里约热内卢，飞机飞行至蒙得维的亚着陆，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当飞机飞行在夜空中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夏洛特讲过的话，也体会到了在夜间长时间的旅途确实很适合思考他所讲过的深奥道理。
“这样的‘技能’是属于屠宰场的，捷尔任斯基真正的职业是反间谍，这个行业也只是在红军赢得内战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到一九二一年，苏联政府要统治的是一个十分落后、被战争残害得几近灭绝的民族。内战胜利后，列宁赢得的是一个动荡混乱的国家，为了治理国家，红军不得不雇佣许多前纳粹官员，因为他们是唯一有经验做政府工作的人，这就意味着白俄罗斯政府流亡者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插间谍到红色政权中。确实，对捷尔任斯基来说，根本不可能把他们从政权中一一揪出，否则这整个国家就要停止‘运转’了。所以，只好让这样一批人待在岗位上——前纳粹官员伪装成红军，但骨子里还是专制思想。假红军——这一新编的词就是用来称呼那些表面是红军但是背地里却一心想恢复专制统治的人——和契卡的人就这样待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他们就这么坐在彼此身边，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这么挨着。该做些什么呢？那些最危险的假红军分子都有英国和法国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这时捷尔任斯基就开始构思一个十分振奋人心的计划了。在一个特定的晚上，他抓到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是拥护君主制人群的最高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有教养、富有经验的俄国贵族。雅科夫列夫——至少在假红军的眼里——是信仰自由主义、相信宪法的民主政体论者。捷尔任斯基不仅悄悄地逮捕他而且还进行了秘密的谈话，经过一整晚的紧张激烈交谈，最终雅科夫列夫答应为捷尔任斯基工作。”夏洛特抬了抬手。
夏洛特又继续说了一会儿，但是对我来说这里已经是结局了。
“‘就算如此，我要怎么证明呢？’
“谢谢。”夏洛特说，他停顿了一下好让我们进入状态。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对，”夏洛特说，“刚好这次行动成功了，所以我们很尊重这样的事情。但是你也要看到其中的细微差别，这次的大行动建立在一个非常深刻动人的谎言基础上，而且这个谎言是由策划者精心安排的。当然发生错误以及背叛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人叛变是很经常的，但这也刚好体现了捷尔任斯基的高明之处，他通过错综复杂的方式克服了这样的问题，把焦点放在了别人身上，而那些人不如他心思缜密、持久耐心，这同时也把危险转嫁到了别人身上。”
“不久以后，继列宁之后的另一位邪恶天才诞生了。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立着一座很显眼的雕塑，他就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那细细的双腿就站立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正前方，这个广场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多么贴切啊！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不仅是‘契卡’的创立者，而且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创立者，苏联现在使用的情报技术都是从他那里继承来的。我同意休·蒙塔古的看法，捷尔任斯基不仅是我们这行的第一个天才，就像列宁一样，他的存在也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改写历史的最强有力的因素是一个个伟大的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恶人。我亲爱的同事蒙塔古，也是个极具才华的人才，今天他就要给我们讲讲这位天才的故事。去年，我也在这里上过同样的课，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喜欢上这节课，所以今天我又回来听课了。蒙塔古，剩下的交给你了。”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把重点放在他们那天晚上的对话上。在捷尔任斯基和雅科夫列夫之间到底达成了一种怎样的协议呢？知道了这个以后，后面的事就全部都知道了。雅科夫列夫接受这个协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最后怎么抽身呢？或者是他太想成为苏联的总理了？他真的相信捷尔任斯基是站在他这一边吗？在合作过程中，他的情感偏向又是怎么变化的呢？很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性格必须改变一下，这样的话，捷尔任斯基的性格也必须跟着改变。
罗斯忽然打断了一下。“我很疑惑，”他说，“上周我提到过的，我认为大行动依靠偶然环境的做法很草率，可是今天你却很称赞这样的行为，是因为这次行动恰巧成功了吗？”
“我想，”夏洛特说，“捷尔任斯基会这么回答：‘你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你，雅科夫列夫，自愿潜入契卡内部做特务。’
说到这里，艾伦·杜勒斯的进取精神被激发了，他发自内心地鼓掌并说：“真是精彩的演讲！”
“那天晚上他们到底谈论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研究苏联的历史学家以后会向世界公布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根据苏联的说法（对此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法还是存在一定逻辑性的），是捷尔任斯基激发了雅科夫列夫的爱国精神。因为雅科夫列夫的许多同党都是公认的激进主义盲从者，他们都希望能够成功完成右翼政变，这样的政变引起的屠杀可想而知，甚至比内战还要惨烈，苏联本身也会深受其害。所以，一场和平政变难道不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吗？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和善的君主立宪制度啊。‘让我们一起为之奋斗吧，’捷尔任斯基说，‘一起推翻共产主义。我们共同的目的是消灭坏的假红军，保护好的假红军。雅科夫列夫，你信任的官员将会得到提升。你可以在现在的政府中建立指挥部，为以后的政变做准备。’
或许是对自己上次“高调星期四”的刻薄表现出的一种弥补吧，杜勒斯先生破例首次发表了此次会议的开场白。
当我到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旅行的时候，我就考虑以后从事反间谍这个事业，就在蒙得维的亚，我将开始简单的间谍活动，也将费时两年半来学习间谍技巧。
“当然，”夏洛特说，“捷尔任斯基说得很清楚，雅科夫列夫也得执行关键任务，比如，他必须取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信任，让英国缩小破坏范围。如果英国不肯的话，那么捷尔任斯基试图控制的藏在契卡内部更高级的惩罚性力量将会进一步扩大，到时候不管是好假红军还是坏假红军，他们肯定是毫不留情地一律消灭。
“有些问题很值得一问：捷尔任斯基到底扮演了多少双面角色？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失败了，他又会怎么办呢？捷尔任斯基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后路？这样的个人动机比苏维埃历史命运更容易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回到那个晚上：这两个男人碰面之后，一场活跃却并不公正的诱惑之战上演了。如果是一个男人想要诱惑一个女人的话，他不仅可以通过力量征服她，还可以适当地用一下自己的弱点，这甚至可以被看成是爱情的萌芽——真正对另一个人的能力以及他的需求感兴趣就是爱情的开始了。当时，如果是因为对权力的渴望而被诱惑，那么他们相互之间就会彼此欺骗，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欺骗自己。久而久之，他们的这些谎言就形成体系结构，结构之精美就像是金银丝工艺品一样。如此一来，雅科夫列夫和捷尔任斯基又怎么分辨事实和谎言呢？他们之间的这种似真非真的关系已经深入骨髓，他们肯定已经超出底线了，他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真实地对待自己了。事实上，他们的自我正在慢慢改变，这就是这次分析的重点。
“‘这有什么难的，’捷尔任斯基说，‘你可以告诉英国人契卡内部发出的一些最高指令，这样他们就相信你了。你告诉他们的信息保证百分之百真实，因为我，捷尔任斯基，将会在背后支持你。’
“捷尔任斯基的一生历经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出身于波兰的一个贵族家庭里，在革命爆发之前，他因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者的身份被沙皇判处为政治犯，在西伯利亚苦寒矿山上遭受了十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正是那个时期，他患上了肺结核，所以他说话从来都是很小声的。他觉得自己命不久矣，或许因为这样，他变得无所畏惧。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慌乱的一年里，列宁选择他建立起一支内部武装力量，命名为‘契卡’，继‘十月革命’之后的内乱时期，捷尔任斯基发动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全俄肃反运动，其中有一个法令是这样的：契卡宁可错杀十个无辜之人也不会放跑一个罪犯。
“是的。”
“几年以后，你们当中可能会有人和特务之间产生类似的关系。你们一定要在处理这类关系上展示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你们可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一直坚持这一点——你们要明白这份关系在对另一个人的操控中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因此，你一定要学会让渡一些自己深藏的隐私出来以换得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基础。他那边发生了洪水可能会让你这里也漏水，只有你们相互帮助，你们之间的合作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你会陷入肮脏的深不可测的沼泽之中无法自拔。”
“反间谍活动的现代模式就这样出现了。”夏洛特说。
他说道：“你们今天会听到的，是一些棘手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从马克思到普通民众，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每个个体看作改写历史的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一点很可笑，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能在关键时刻抓住重点。当我们不得不听一个水平很低又自负的男高音唱歌时，虽然他明明就唱不了男高音，但是我们还是会越来越喜欢他，原因就是他的无能为我们带来了欢笑。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于我们也是类似的情况。非常值得信赖的卡尔·马克思却在预言上犯下错误，他说革命会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最先爆发，还说资本主义矛盾是有毁灭性的，铁铮铮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言辞错得有多离谱。马克思没有看到‘工商企业’中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企业’二字！‘工商’只不过是一个限制语罢了。那是因为自由企业模式会让企业家面临风险——企业家不仅要和自己的同行竞争，更重要的是，还要受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约束。任性贪婪，是生是死就要看企业家自己的选择了，这就是企业。马克思，他轻视了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忽视了个人良心的重要性，他真正的想法是把个人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力量。但是这个世界需要列宁这样的邪恶天才，这个本世纪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来证明马克思错了，因为如果没有列宁这个个体存在的话，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这两个人就这样达成协议了。雅科夫列夫就在他信任的假红军里面建立了情报局，他叫它‘托拉斯’，仅仅一年时间，这个托拉斯就得到了协约国以及大部分逃离在外的统治者的帮助。在托拉斯的帮助之下，外国的特务也进入苏联，完成工作以后就离开。自然，西欧怀疑派对雅科夫列夫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丝毫不影响他这个组织展开了不起的任务。英国官员被秘密送进苏联，表现杰出的逃亡贵族也能享受暗地里的宗教服务了（不用说，管理这个群体的东正教牧师也是契卡的成员了）。在后来的五年时间里，在雅科夫列夫的托拉斯组织的配合下，契卡能够控制每一场敌人组织的大行动，进入苏联的特务也只能做一些由捷尔任斯基精心安排的不痛不痒的小事。或许这就是反间谍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成功策反敌人的案例吧。”
“雅科夫列夫或许也曾经问过：‘我怎么才能让英国相信这一切呢？我又该怎么和流亡在外的统治者说明呢？他们肯定会怀疑的。’
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例会是“低调星期四”，但是蒙塔古却选择在那一天给我们做那个他准备已久的演讲，主题是关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会议的最后，他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的大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记得。那么，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我和夏洛特后来一直津津乐道的周四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