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当然，我父亲曾经向马休许诺，一旦事情出现障碍，他会全权负责。很明显，马休已经“肯定地”认为事情发展得不顺利，所以现在联邦调查局表示想和卡尔·哈伯德谈一谈。
在这段过渡时期，新总部的人事安排工作已基本完成，鉴于目前预算投资问题，卫生间的建造工作明显供不应求，可能会造成员工为了上厕所而排起长队，造成时间的浪费和精力的消耗。但是，现在依然有必要发布以下指令，目的是惩罚那些在新建筑周围灌木丛随地大小便的员工。
很快就离开了情报局的卡贝尔先生，因为他要求安全局找出这些“恶作剧”的始作俑者，所以他一直在回忆情报之眼的处罚条例，并以此为根据下达了这条指令。
快到十月底的时候，离约翰·麦科恩新官上任没几天了，杜勒斯先生便搬离了兰利，像头受伤的水牛一样跛着脚蹒跚了好几个礼拜，我觉得他不喜欢这个地方。我给父亲写了封信，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他了。后来，父亲用强硬措辞回复了我。
里克，明天我可能会继续写点什么，来为这封信的言辞致歉。儿子，你最好知道，我们哈伯德家族天生有种混合了愤怒与混乱的性情，但你也应知道，我们哈伯德家族一直在尽力掩饰这种性情。
我知道我在胡言乱语，但是我确实很愤怒。直到不再想到那个小日本王八蛋，我才得到了回到玛丽身边的好处。你明白吗？我从来没有很思念她，我思念的是那些习惯，大部分都是些无趣的习惯。我想念和她玩双层纸牌接龙的游戏——不知怎么的，这种游戏总能让我忘却在外面的不和与伤害。但是现在，我必须得好好想想到底什么才是值得守护的了。
不久以后，一股安全程序的热潮向我们袭来，每个走廊里都有卫兵巡逻。晚上，你会看到他们在巡视大厅。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会将保险箱里的每份文件加密，将无用的笔记丢进粉碎机。但如果有人下班后赶时间而匆匆忙忙地离开，我们就会把文件连带着垃圾空奶盒一起丢进保险箱里，留到明天早上一并处理。将任何文件遗留下来都会受到严厉的斥责。
艾伦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这个可怜的人知道这么多，最终还是走错了这一步。
在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里，有一份写在米色硬纸上的备忘录被送到了兰利的每个小房间里：
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公道的一封信，但我发现一旦我父亲提到了排泄物，我们就会从文雅的绅士转变成疯狂的流氓。
九月二十八日，他陪同约翰·麦科恩去了位于新港的海军军事学院，当天在毕业典礼上肯尼迪总统宣布了情报局的下一任局长是麦科恩先生。霍华德·亨特曾经在猪湾之战那段时间一直在杜勒斯先生E街的旧办公室里工作，这次毕业典礼结束后，他就幸运地跟着杜勒斯先生回到波士顿。对于他们这次完全没有对白的旅行，我丝毫不感到惊讶。杜勒斯先生的跛足当时肯定是架在一个放着枕头的凳子上。最后他一定会说：“我厌倦了sub cauda，”他看了一眼亨特然后接着说，“亨特，你是学过拉丁语的，你会怎么翻译sub cauda？”“呃，先生，”亨特嘟哝道，“不是要冒犯你，但我相信它不仅仅是它的表面意思。如果翻译过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猫鼬的尾巴之下’ 。”“不错啊！”杜勒斯说，“但你知道我指的是猫鼬屁股。”然后，就好像车上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特意要对谁说，不是对亨特说，不是对司机说，甚至也不是对他自己说，我想他是在跟上帝说：“总统私下里和我说，如果他是欧洲大国的领导人，他一定会被迫辞职的；但他是在美国，他不能这么做，那这个人就只能是我了。这都没问题，但你难道不觉得罗伯特·肯尼迪可能也被要求过辞职吗？”
在顶层的七楼是杜勒斯先生的办公室，内部的装修标准是和政府部门同一水平的。门窗都是胡桃木镶板，地毯十分厚实，窗外是一路延伸出去的连绵山脉，以及波托马克河上升起的薄雾，每天清晨时分都可以观赏到河面上徐徐上升的薄雾。
我无法形容自己的感受，好像这些全部都距离自己很遥远。我按时间顺序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了出来，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路标。我发现一个人的伤口不需要众所周知也不需要刻意保密，从猪湾之战结束之后我也在慢慢恢复了。忙于这些无休止又劳神缜密的工作，我倒不是很沮丧：最忙的那段日子是在机构的车里度过的。波托马克河沿岸的弗吉尼亚大森林繁茂地生长起来，这些树荫在南部的夏天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新的办公楼的确给我们建好了，很多人说新总部从内部看就像普通公司一样由走廊与办公室组成，而且似乎走廊总也走不到尽头，这里还有一些私密的大厅，跟银行或医院等地方相似。其中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厅，由白色大理石铺成，入口处的地板上嵌入了我们的印章，右边的墙上是艾伦·杜勒斯的个人资料，另一面墙则用来纪念所有因公殉职的队员。墙的顶部是一段摘自福音书的话，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二篇：“你要知道真相，真相能让你自由。”我在夏日某个最糟糕的时刻告诉自己，真相，就是为了自由，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建筑物，能让你感觉待在那里面就如同在法西斯国家工作一样。但我立即就后悔用这样一个比喻，可是确实有足够多的令人沮丧的事情促成了我这一想法。每天都在增设新的部门、科室，还有新招聘的员工，所有这些都要置办新办公室、办公桌，这栋楼里就变得越来越拥挤了。同时你还必须收集不同的徽章，用来通过不同楼层不同区域的卫兵的检查。在一楼，走廊还是比较宽敞的，机构安置了它的服务功能——医务室、旅行社、信用社、咖啡厅和用来管理录音的地下室。我们在情报局还有一个宽敞的走廊，用来安置所有的俱乐部——摄影俱乐部、艺术俱乐部、登山俱乐部和棋艺俱乐部。我们还有自己的商店，这可是镇上所有购物中心关门和开门的生意晴雨表。
想念你，我的好室友。父亲
所以，变化悄然发生了。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是想要回到迈阿密呢，还是想待在华盛顿，或是被分配到遥远的驻地接手我父亲的公寓。但考虑到我父亲与领导的关系，我希望自己能被签到杜勒斯办公室做他的助手。我会帮忙审查从I-J-K-L到新办公室——距离弗吉尼亚州十五英里——的各项变动。
楼上，我们的走廊似乎永无尽头。夏秋更替之际，我们搬进了新办公室，没多久空调就出问题了。如果离开I-J-K-L的难言之隐里有一条就是华盛顿低地地区下水道的臭味令人难忍，那么不幸的是，如今尽管装上了先进的设备，办公室还是散发着阵阵恶臭。空调的温度调节器不管用了，我们个个都在不住地流汗。原因就是本来每个办公室里的空调都可以自由地调节温度，所以人们总在不断地把温度调来调去，最后导致了整个系统瘫痪，于是后勤管理部门就关闭了办公室独立空调，只打开公共空调供我们使用，结果就导致了有的办公室特别冷，有的办公室特别热。不久之后，许多年轻的员工自己捣鼓着启动了独立空调——毕竟，我们也是擅长操纵控制的人，所以大家就再次根据自己办公室的情况来调节温度，整个系统就再一次崩溃了。承包人因安装不当被起诉了，但这个案件始终没个定夺，机构也不打算提供必要的数据作为法律依据，他们担心会泄露其他的信息。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周四，猪湾之战的第二天，罗伯特·马休觉得是时候通知联邦调查局十月三十一日的拉斯韦加斯窃听案确实牵涉了中央情报局，并且博德曼·哈伯德让马休为他查阅有关这件事情的所有细节。
他偶尔会邀请我坐他的豪华轿车，而且总会亲切地提起我的父亲，并表示对我父亲和母亲的破镜重圆十分欣喜。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戴孝的哀悼者，他只有那么一两分钟情绪是欢乐的，其余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一言不发，几近恍惚的状态。
这不该是拿来和自己的儿子分享的事情，但是里克，你可能是唯一一个不会因此嘲笑我的人了。我很担心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几个月前当海明威自杀时，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全能的上帝啊，还记得一九四九年的一天晚上，我曾在施托克俱乐部的扳手腕比赛中赢了他，那一刻他看到了我眼中的光芒，我也看到了他眼中的痛苦。
我在工作中度过了整个暮春、夏天和秋天。艾伦·谢泼德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登陆时间和尤里·加加林一样，都是五月二十五日，这也是自由骑士在密西西比州被袭击和逮捕的日期。六月四日，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峰会，有谣言说赫鲁晓夫一直对猪湾之战尤为鄙视。大概是六月底的时候，国会忽然提出要大力增加军费开支。
我觉得他对于这次愿望成真并非那么开心。在他的新办公室落成之前他都没有搬出E街。甚至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都没有打算花点钱好好地装修他的新办公室。
1961年10月10日
不管怎样，海明威的自杀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他是饮弹自尽的！我宁愿相信这不是一次自杀，他可能是患了癌症，你知道这病治起来是痛苦无比的。但没有医生敢承认的，可是我明白——那就是夜以继日地和死亡作斗争。这里有证据，海明威那时候整晚地唱着歌和他的妻子玛丽狂欢，然后，他们就开始玩飞船游戏。然后，他就独自回到房间自杀了吗？不，他一定是挣扎了好几个晚上，想象着所有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无人之地——弥漫着浓雾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勇敢的男人每一夜都会把枪管插进嘴里，摸着扳机，这时他的脑海里才浮现出那片浓雾缭绕的无人之地。然后他只需用一点点力就可以解脱了，就可以去到死亡之地。否则，他可能还有存活的希望。这是治疗癌症的一种方法，在我看来医生们都可以去自省了，但这确实就是海明威正在做的事情——挑战死神，而且好几个夜晚他可能都侥幸逃脱了。然后，到了七月二日，他扣动扳机时稍稍用了力。他已经有太多事做不了了，不能滑雪，不能拳击，但天啊，他还是能和死亡做斗争。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一直在暗暗害怕他会放弃斗争。儿子，这些死亡一直缠着我，以前是克拉克·盖博、加里·库珀、达什·哈米特，现在是海明威。死亡向我叫嚣着，这让我更加讨厌那个该死的杰克·肯尼迪了。我不想变得太心胸狭隘，但事实就是你无法信任一个天主教徒——罗马教廷与肯尼迪和卡斯特罗一直有些秘密的联系。你知道卡斯特罗小时候是个宗教信徒吗？你可以用“SOUECES”来搜索他，再用“VILLAINS”来核对。他和肯尼迪的联合就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卡斯特罗总是能持有胜利王牌。
现在我们要面对这位来自美国柏克德股份有限公司的麦科恩了，他是个留着一头浅色头发的男人，个头矮小但是身体够结实，他那一双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如同冰雪一样冷峻，戴着一副银边眼镜。我猜这个家伙连拉出的屎都不一般哪。
我父亲知道该怎么做。他会以书面的形式通知调查局，中央情报局会反对马休的起诉，否则必定会泄露关于入侵古巴的敏感信息。而且，如果博德曼·哈伯德不接受采访的话，这封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一定更加有说服力。现在杜勒斯一定会说：“一夜之间，我就忽然老得保护不了你了啊。”
这就是裙带关系，虽然我在渐渐妥协，但我的内心一直反对搞关系。我知道在我为机构完成大事的时候，我才有可能真正尊重自己的事业，前提是我做成功的事不能依靠我父亲或者我教父的力量，必须由我自己亲自出马。我已经做好了留在华盛顿的准备，因为我想见基特里奇，我不希望再跟她分离。
最终查出来的随处大小便的罪魁祸首是训练营中的两个初级官员，他们曾是哈佛讽刺文社的成员，一同加入中央情报局，一起在农场接受了训练，然而现在一起被解雇了。
父亲告诉了我他当时的心情：“我没有回答，我其实很想对他说一句，‘我这都是在保护你。’但也无所谓了，我已经做到了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一个小路牌，上面写着“仅公路安全局可进”，然后便在这个路口转了个弯到达了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大本营。到达的人在一段狭窄的双行道上开了半英里到达了卫兵室，只瞥了一眼红白相间的水塔（在我看来，它看起来就像是一艘巨大笨拙的货轮）。兰利不过就是个七层楼高的庞然大物，二楼和七楼安装有连续的一整排窗户，这可能会让人产生错觉：原来它连“甲板”都是上下层的啊！这附近有农田、树木和许多柏油停车场。我们占地有一百二十五英亩，投资了四千六百万美元。这个数字是要保密的，连建筑师都不能知道。不久以后，将会有超过一万人用到它。有时候，当接送我同事的班车在公园大道遇上交通堵塞，我肯定会感慨这个人数真折磨人。这个新总部也是圆了艾伦·杜勒斯的一个梦——情报局的所有员工总有一天能在一座大楼里办公，这样能够提高我们整体的工作效率——讽刺的是艾伦·杜勒斯自己就是个效率不高的人。但是至少，他点子很多，而且喜欢将这些点子付诸实践。他的办公桌上总是乱成一团——就这样的人还渴望提高工作效率呢！
我开始害怕，因为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几年前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给我的头动手术。
人们普遍认为卡尔会再次在远东地区任职，当问及他想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会说：“日本，我要去一探究竟，玛丽为什么离开那个她打算要与之结婚的日本人。加油！”
杜勒斯先生的秘书是一位亲切的老妇人，她开创了一项“传统”：任何去参观七楼露台的客人都要喂鸟。然而很快，三位办公室的守卫员便被她安排每天早上去下逐客令，这项“传统”就这样被取消了。杜勒斯先生期望建造这栋建筑很久了，然而当我们布置好了他办公室的最后一个角落时，他似乎就知道没多久他就要离开这个位置了。
新建筑和新卫生间设施
当你收到我的明信片时，我和玛丽已经和好了。我觉得这不是因为爱情，可能只是因为习惯而已。经历了25年的婚姻生活，你会发现离开你的妻子就和戒烟戒酒一样艰难。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做到。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大白鲸。我回到日本后，将那个日本商人赶出她的生活。但你知道吗，这有多恐怖，我猜他俩之间一定有着邪恶的色欲，可是玛丽却死活没有承认。然而我有时候还是会情不自禁，想象着那个该死的日本人是如何强占她的肉体。一想到这些，我就有些恨玛丽。
儿子，是的，走之前我去过兰利，我太赞成你的观点了。我有时候都在怀疑艾伦是否意识到了建筑风格对于塑造人格的重要性，我为我们在兰利的员工担心。I-J-K-L确实有些可怕，但人们还是可能会喜欢上那些小棚户和营房。艾伦没有看到这重要的一点——魅力是需要大家的拥护的。I-J-K-L可能到处都是古怪的老式走廊和隐匿的小房间，但这些都能够通向邻近的大厅，而且无论如何，至少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而兰利里面除了各种简报就是各种会议，集合技术将会占据越来越大的预算比例，而优秀的间谍工作将会成为一门失传的手艺，连在室内播放音乐可能都不行了！最多也就是听听莫扎特而已！
警告
尽管情报局的园丁已经付出辛劳，但依然没有除尽灌木丛中的毒橡树、毒漆树和有毒的常春藤，这片植物群的生存环境也在恶化。现在附上一张图片，一张最常见植物漆树（也被称之为毒漆树，或者毒山茱萸）的照片。这张附图目的是供大家辨认，以期达到避免接触毒液分泌区域的目的，否则一旦沾染上任何毒液，必定使久坐办公室的你们痛苦难耐。
我不知道新办公楼还发生了什么，但是它给我们的劳动带来了动力。这里的每份文件都比普通文件更有“料”，比如外界人士所读的杂志或者是一封再平常不过的信，人们会为它不可言喻的美妙所打动。直到若干年后，我读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才想到了两种文件的不同之处：可以随意丢弃又没有心理负担的文件给你带来的美妙感会远大于你不能随意处置的文件。当然了，需要处理的官方告示也是足够多的。（一九六一年六月至十月的每一天里，每间办公室都会收到公告，内容都是有关新总部的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