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安顿好这些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后，仍然存在后续问题需要处理。梅休缺乏创新精神，这让我很痛心。我满心想把这些乌拉圭的共产主义者转化成双重间谍，但是奥古斯都告诉我要等霍华德·亨特回来再决定。
你知道，我有太多东西想要告诉你，但无奈时间太少，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尽量明晚继续写这封信。细细想来我写的东西，我发现我的生活与在柏林时非常不同，这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未老先衰，好在我感觉自己还很年轻，但是也准备好接管一些事务了。休是对的，这里是成长的地方。
在大使馆工作的第二天，我便全身心投入其中了。顺便说一下，大使馆是一幢辉煌的白色大厦，大概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它由两根白色木制的圆柱撑起了一个长廊，面前是两级台阶。它坐落于洛德·庞森比大道，旁边有一个布局非常漂亮的公园，那公园大约建于1900年，一定是由一位巴黎的艺术家设计的。毫无疑问，在蒙得维的亚这个地方，没有一处是残破不堪的，我们的大使馆就像海军白一样洁白无瑕。奥古斯都与我第一次交谈时就想知道我的网球水平，我们大使馆似乎还需要一位好选手到乡村俱乐部去，格斯想知道我有没有带球拍。
最终，通过我们的乌拉圭记者AV/ERAGE（负责采访社会问题），我们追踪到因其他使馆事务而受邀来馆的人。如果某个乌拉圭共产党官员的名字出现在英国大使馆的贵宾名单上，那这就是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他是被盛情邀请的呢，还是欺骗了大使馆？如果是后者的话，我们要提醒大使吗？
在这里我想提提他的妻子萨利，她是一个目光狭隘的人，厌恶乌拉圭，不学西班牙语，如泼妇般辱骂做了糊涂事的仆人。不过她舞蹈跳得很好，我们跳得很开心。很遗憾作为情报局官员的妻子，她做得并不称职。如果她愿意，她能吸引不少外国的外交官，毕竟，这本就是我们该做好的事情。奥古斯都对这些活动有责任（甚至还去上探戈的课），在第一支舞开始前就把我拉到一边：“集中精神，哈巴德，当我们和俄罗斯人一起出现时，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着看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他补充道。
某天，我九点到办公室，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始阅读当地的报纸。这本要花上两个小时，但幸亏我懂西班牙语，所以只在上面花了半个小时。慢慢经过几个星期，政治状况的细微差别对我来说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了。当然，我也会和我的其他同事——行动事务员、通信官员，还有驻点的行政助理（也就是梅休的秘书）——讨论政治人物和当地的事件。基特里奇，这就是我们驻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员。出了大使馆，我们还可以吹嘘说我们还有两位掌管合同事宜的操作人员，之后再跟你说细节。
结束当地新闻分析以后，我们要精读前夜所有的电报通信，我们先读自己的电报，然后再详细阅览同事的电报，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就得替补上去。举个例子，例如我的一位同事，也就是行动事务员杰伊·盖茨比（你能相信这是他的名字吗？他是我见过的最无趣的人），他与奥古斯都出去打高尔夫四人对抗赛，他的头号特工AV/IDTY打电话进来，很显然，我必须对盖茨比的项目有所了解。
有个行动代号名为AV/ALANCHE，人员配置刚刚好，包括了当地偏右派的七名天主教少年。他们做这个工作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为了寻求刺激，当然还为了钱。我们给他们的报酬是每人每晚十元，他们的任务是在黑夜的伪装下去破坏共产主义的海报，然后把我们的——也是他们的天主教的党派口号画到共产主义的口号上，一个星期做一次。有时候我们的海报也会被共产主义组织破坏，那么我们就会贴上新的海报。我承认，我喜欢这项行动，我喜欢这些孩子，我也承认我只与AV/ALANCHE上过一次街，然后就去说服奥古斯都我愿意担起责任把这项行动做得有声有色。然而，积极主动的参与让事务所很不安，因为我们这七个孩子不小心跑进了MRO的流动据点，那些人是非常忠实的极左分子，他们相信武装保护的力量。于是街上出现了争斗，还有人被拘留。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被警察抓到，那么事情就糟糕了。这次蒙得维的亚所受的打击很有政治意味，左派或者右派，这取决于选区（毕竟，我们是在南美）。奥古斯都只授权让我与这些孩子出去一次，之后就下了禁令。第二天格斯告诉我：“在你回来之前，我都睡不着觉。”我早上五点钟才回家，然后打电话到他家汇报我对孩子的每项指令，好让他最大限度地放心我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但是，不安仍旧在那。好好想想吧，街上疾驰的旧卡车，耀眼的闪光灯，还有流浪汉和醉鬼凌晨两点还在街上晃悠。他们是共产党的眼线吗？我们在破坏乌拉圭共产党（PCU）的海报，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工人阶级区。凌晨两点，那些贫民区安静得跟墓地一样。这仿佛带我回到了青春期，有那种第一次喝了酒、肾上腺素充满四肢的感觉。
至于我其他的日常工作，就没有那么吸引人了。一开始情报局还担心我们无事可做，因为这里的工作通常有一点无形，而且国家看起来很大（所有的国家，就算是像乌拉圭那样和平的小国，因为办公人数很少，所以显得国家很大），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确保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亲爱的叶卡捷琳娜：
1956年11月16日
附言：寄信过程至此非常完美。我希望你接收我的信也畅通无阻。
我父亲一听到我被派到乌拉圭就给了我一个严厉的警告，他很少写信给我，但少有的信中他还嘱托我：必须远离高尔夫和网球的那个圈子！父亲的想法是，那些将时间放在这些事上的年轻官员，一定要有本事掌控他们的球技。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外国的外交官，那么就让他更胜一筹。反之，如果你与你的长官组成二人组与一对国务院的官员比赛，那么你就一定不能输。“儿子你啊，”父亲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你没有这种深藏不露的精湛技能啊。我非常欣赏你的正手技巧，非常精准，但是你的反手技巧在任何看穿你的伎俩知道如何破解的对手面前完全不堪一击。所以离网球远一点吧，不然你会失去很多。”了解了这其中的智慧之后，我告诉奥古斯都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握拍。当他提起高尔夫球的时候，我说：“长官，有次我参与高尔夫课程，第一洞我打了五杆。”
基特里奇
附言：实际上，我没有对信中所写的东西有过度的焦虑，你的寄信专用袋给了我安全感。
举个例子。
“好吧，”我说，“告诉他，让他和奥古斯都谈谈。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那又能改变什么呢，伯斯特？”她说道，“我是一名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让这件事情过去吧。”就在这之后，第一次，在我俩跳舞时，她的腹部贴紧了我的腹部，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她的一只手温柔地放在我的手上。基特里奇，女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吗？为什么我所看到的萨利很渴望与俄罗斯人调情呢？我甚至连目标都找出来了。有一位刚到的副部长，鲍里斯·马萨罗夫，他的妻子齐尼娅非常漂亮，她甚至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俄罗斯女士，女人味十足（有点丰满），有一头乌黑的秀发和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就因为她这双异常吸引男人的美丽眼睛，与她眼神交流时才会如下楼时少走一步楼梯般那样失神，多么眩晕啊！鲍里斯呢？他可以说是最具古典风采的俄罗斯使节了，很具学者派头，但块头挺大，不蓄胡子的脸加上黑白相间的头发，他这一副和蔼可亲的智慧样子就好似你真的能跟他攀谈一样。其他大部分使节要么粗鄙不堪，要么就是穿着伦敦套装一副“快乐男孩”模样。
我说拳击和攀岩对我比较有吸引力，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格斯哼了一声说乌拉圭没有太多的岩石可攀，还叫我不要在酒吧里拳击。我看得出来，他准备再去找一些能打高尔夫和网球的官员出来，然后留我在办公室做超负荷的工作。换句话说，他完全不掩饰现在我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拳击手。
1956年11月13日
“是的，长官。可是接下来两洞，我分别打了13杆和15杆，之后我就再没将球打进洞里过了。”实际上，我的水平要比我说的高，但是我不打算告诉他。
之后我收到了基特里奇第二封简短的信。
“很棒。”他说。
然而，奥古斯都告诉我只在后面开车跟着确保他们在做事就行。我按他说的做了，但是我很不开心。我安全地待在通信车上，而孩子们正冒着风险，而且我还不能信任他们。奥古斯都总是担忧顾虑，但他也并不完全错误，有时孩子们任务还没完成一半就因为紧张而逃跑了。让人恼火的是，他们事后还不向我报告。这些情况我都记录在案，尽管不愉快，我还是要付他们钱。如果情况更糟糕，那我就得跟AV/ALANCHE-1号谈谈。
我的心被伤到了，没有再给她回信。跟我的预期一样，接下来几周我都被大使馆里的各种事务缠身，而这段时间里我生活中唯一的改变是我和我的两个手提箱从维多利亚中心转移到了塞万提斯，一间在廉价旅社旁边的廉价旅馆。清晨，平民区会传来玻璃瓶打碎的声音。
消化完所有传来的电报，我们就开始写发出的电报了，甚至还写一些循环赛的东西，只有这样那些特意写的东西才能发出去。就这样一直坐在电话旁边，偶尔接到一两个来电，很快就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我特意安排了时间学习乌拉圭官员的外出行程，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访问巴拉圭、巴西、阿根廷，在那里跟很多共产党员一起开会。我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量贸易访问团去了东欧国家和苏联。我们在加拉斯科机场海关的特工AV/OUCH，一直观察着这些团体的进出，目前正在建立档案，但是需要时间，这都需要时间。有一天晚上我与AV/ OUCH一起吃晚餐（这个来自贫穷小家庭的男人对大餐非常满意），我告诉他我要再雇佣一个特工AV/OUCH-2号。这让我想起了在农场时休·蒙塔古的“低调星期四”。虽然驻点还没有高级情报官员来处理政府紧急事务，但是现在再雇一些小特工并不困难，只要有钱。AV/OUCH-2号很渴望在边境检验处谋得一官半职，记录去过目标国的返程乌拉圭人。
“那我要表现得友善一点吗？”
比起鞭笞，我是多么地想要亲吻！既然你想知道我的工作情况，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这里并不是一个欢乐的驻点，因为我们还在等霍华德·亨特的到来。驻点的现任长官，迈诺特·梅休，是一位驻外事处的老长官，他的资格很老，所以早在1947年就被事务局任命为驻点长官了。他从外派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是这个职位，梅休现在正等着退休，基本什么事情都不做。他没有社交活动，也少有事务局的工作。他通常九点钟到办公室，处理我们剩下的事务，到十点钟时联系他的股票经纪人。然而，所有人都认同他在工作的某一方面做得非常漂亮：他与大使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相信你也听说过，如果大使带着偏见看驻点长官，那么他在大使馆的处境将会十分不利。而在这里，多亏了梅休，我们非常和平地待在二楼的一隅。大使杰弗逊·帕特森能听懂西班牙语，但是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一些，所以，梅休，第一秘书长，将这位大使的一些工作交给了乌拉圭的官员来做。梅休用外交邮袋为蒙得维的亚天主教的队伍带来美式足球的装备，这件事同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除此之外，他的绩效几乎为零。我们实际上由驻点副长官领导，他是前海军中尉，“二战”的时候，他有着很粗的脖子，名叫奥古斯都·格斯·桑德斯特罗姆。奥古斯都曾经一定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但是现在不是了，他已经有了啤酒肚。他打算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高尔夫球中去，这并不像听起来那样愚蠢。他把我们的行动事务员、通信官员都带去乡村俱乐部，跟很多当地政府和商业人员打四人对抗赛，这带来了一股风潮。忽略一种名叫“快乐男孩”的新克格勃风格（他们穿伦敦样式的套装而不是俄罗斯风格的粗麻袋），那些俄罗斯人并不擅长高尔夫和网球。所以格斯与那些打高尔夫球的乌拉圭官员的社交联系经常带给我们一些好处，换句话说，我们能得到我们所有想要得到的帮助。路易斯·巴特列，乌拉圭政府的总统，代表科罗拉多党，在过去100年里，科罗拉多党获得了每一场总统大选的胜利。因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科罗拉多党一直都在超额支出。乌拉圭是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也许这也正是这里如此和平却摇摇欲坠的原因。这位路易斯·巴特列是位反美主义者，当下他正在与苏联制定牲畜兽皮交易方案。
爱你
亲爱的哈利——原谅所有的一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叶卡捷琳娜。可怜的休·蒙塔古，可怜的赫里克，这都是我怀着这个等不及的孩子的错。不久以后，一个蛮横的小东西将要存在于我们之间。重读你的信时，我才发觉你说的那些油漆罐的故事还是很有趣的。你要买一辆华丽的上了漆的汽车给我作圣诞节礼物吗？我们非常想你，我更想要弥补我们分开的这段日子，这是休不知道的事。在这想念当中，还包含着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想念。给我写封内容丰富的信吧。如果你愿意，多告诉我一些你的工作情况。
我明晚完成这封信之后才会将它寄出，我非常震惊自己居然告诉了你那么多禁止外流的信息。我感觉自己好像折断了我的武器，打破了我的誓言，怀揣着既神秘又浪漫的不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我的夫人许下更重要的誓言。该死，基特里奇，你不会是苏维埃的间谍来诱骗我的吧？
到了傍晚，我们当中的一两个人可能要去和特工见面，有时在安全的安全屋，有时在咖啡厅（但是，唉，我真的不擅长这项工作），之后就开始了夜晚的工作。因为我不用去打高尔夫球或网球，而且我有参加晚宴的燕尾服，所以参加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活动成了我的职责，这真是太滑稽了。在柏林，我从未参加任何一场鸡尾酒会，但是在这里，我几乎每晚都出去，有时候我的燕尾服还遭到谢尔曼·碗哥的嘲讽，他说我是一个用商业形象伪装自己的国务院人员。碗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我私下里叫他谢尔曼·燕麦粥，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俄克拉何马州博士，有着厚厚的双下巴，每天甚至要刮两次胡子，同时他又是我们情报局典型的偏爱艰巨任务的勇士，也是奥古斯都很信赖的人。碗哥的待办事项是最多的了——他有一个世上最不开心的妻子，同时他又是对乌拉圭政治理解最全面的一位，而我必须承认，他的理解跟我们其他人比起来多少有点创新意味在里面。然而，他非常嫉妒我在派对和舞会上的出色表现。燕麦粥也多次参加了派对或舞会，但总是表现不佳。为了刺激一下他原本没有的运动细胞，他很认真地每天定量举重（他把哑铃藏在房间里），结果上臂练过了头，下臂多少还有点形状。他邀请女士来到舞池，却痛苦地挪动脚步。这是接受博士教育的人的悲哀，他们需要首先确定意愿，然后再跟着意愿行动，他已经习惯告诉他的四肢分别要如何行动，所以才那么僵硬别扭；然而他的舞伴，灵活得如同海里的鱼。
我在高尔夫和网球上落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接手了一位行动事务员的恼人工作，害得我整夜加班（是的，他打网球）。也许这项工作一向由新人完成，但讽刺的是，这却是我最享受的任务，因为有一艘单人小划艇，至少是间谍活动的规格，而且它不会带错方向。每个星期只有一个晚上，这就是我在工作时间休息最典型的状况。
然而，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二，我待在距离孩子们半英里以外的无线电通信警车上，用步话机跟AV/ALANCHE-1号保持联系，他很喜欢这样的安排。AV/ALANCHE-1号是一个坚强、瘦长壮硕的孩子，有着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他让我很放心。一旦发生意外，我便能在他们附近下车，将他们保释或将他们送院治疗，总之有我在他们的状况会更好。
办公室的同事每天都要讨论当天的新闻，所以我尽可能从高级行动事务员谢尔曼·碗哥那里学习我能学到的东西，他是对乌拉圭政治最了解的人。所有那些在培训时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工会、当地党派演习等，现在都能成为每天讨论的内容。
你可以猜想一下萨利多么适合这样的工作。实际上，我鼓励她去和一两个“红魔”跳舞，但是她摇摇头道：“谢尔曼说如果他看见我跟一个共产主义者打情骂俏，他会把我的左乳房丢进绞肉机。”
如果是下午三点半，那么办公室的我们一定正在仔细检查今晚参加大使馆活动的外国人资料，我们得向大使汇报要小心哪些可疑的贵宾。
“那你擅长什么运动呢？”奥古斯都问道。
赫里克
“谨慎小心一点。”他出去排查可能发生的危险了：当你不受约束乱交朋友的时候，一些试探者就开始行动了，“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前不要随便跟人约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