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想法会让人处在一种邪恶的边缘。“这样的事不会影响你吗？”我问他，“最起码包括杜勒斯先生的观点？”
“就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的确，与复杂相对的是简单。简单地说，这个原因可以归结为爱国精神。爱国精神——纯粹的、高贵的爱国精神——意味着忠于自己的誓言，它高于个人的意愿，”他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我是一名非常忠诚的军人，所以我得抵制诱惑。当然，艾伦永远都不可能完全信任我，这很合理。而且，就这件事来说他很担心是我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在这么多不支持我的观众面前提及柏林的原因。如果我是结局的书写者，那么为什么我要写一个悲伤的结局呢？”他做了一个鬼脸，好像是在说这个结局就是嘲笑他的那些人的代价。“我不得不说，”他继续说道，“我被这些人的妄自尊大吓到了。以后恐怕人们要对你这个上级低头示敬了，因为他的确知道很多东西，所以他自以为自己有资本炫耀了、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但是，我查看了他的底细：与其说他是一名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宣传员。虽然他满嘴胡言，但还算勇气可嘉——就当给他一个赞扬吧，他如今能当上这个站长也算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成就。”
“噢，亲爱的，”杜勒斯说，“你知道，我希望看到事物更光明的一面，各大报纸杂志就做得很好啊。《时代》周刊称它为‘神奇的隧道’，《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则称它为‘爱的隧道’。”
“真的假的？”
“那么，是你做的吗？”
“呃，好吧，这只是我的观点。”
“你开始学会怎么思考了啊？”他问。
“好吧，说说你的看法吧，”理查德·赫尔姆斯说，“不管赞不赞同你，这件事最好对我们在座的有点意义。”
“你请说。”亨特说。
“你太极端了。”有一个贵族说道，这个贵族我并不认识。
在座的有些人开始笑起来了，杜勒斯也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哈哈哈……”他的笑声停止之后，他伸手到衬衫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份剪报，说道：“我给你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截取的，我今天早上刚把这则评论发给了总统——‘这是一次异常大胆的冒险。如果这个隧道是由美国情报方的力量挖的话——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猜测。’”杜勒斯主席努力控制自己的笑声，接着读出了报社记者发自内心的赞扬：“‘这个隧道肯定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完美诠释，很少有其他情报项目比这个更巧妙更困难了。’”在一片闹腾声中，他把剪报收了起来。
“好吧，”夏洛特说，“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柏林的隧道事件吧，这可是一个大动作。”
“我叫霍华德·亨特，最近才从北亚的一个小谍报中心回来的，监察东京的动向，我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蒙得维的亚去工作。不知道你能不能容忍我这样突然打断你的谈话呢？”
“蒙塔古先生，我并没有吹嘘自己的意思，但是，”霍华德·亨特说，“我想说的是，在危地马拉我们成功反对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行动中，我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想要提醒你的是，我们这么一小部分人成功地推翻了专政统治，这项成就在我看来绝不是混乱不堪，这次事件是经过我们完美策划的。”
“没什么害处，”夏洛特说。“有些时候，小酸豆也会有大作用的。毕竟，我在这里教的很多东西都要改变，因为——砰！——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世事难料。”夏洛特看着亨特的脸微微点了点头，问道：“你愿意猜测一下我下面想说什么吗？”
“这条隧道的费用是多少？”杜勒斯问，“这么多的信息也真是够让人头疼的了。现在，我们自己的事，疑心的事依然不断，但是，在德国，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我们都已经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蒙塔古先生，我们现在正在争取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事实是东德的所有人都为我们的这条隧道而高兴，即使是苏联的那些爪牙、小人物也一样。为什么，我的老天啊，几乎一半的东德人民都会越过格里尼克桥来到西德，这个现象让苏联人也不得不抓住商机在格里尼克桥所在地点开起了小吃店。”
“放轻松些，”夏洛特说，“这里是连小孩子都能讲话的自在地方。”
“是的，”我对夏洛特说，“你很擅长你所说的反情报工作。”
“虽然我并不熟悉危地马拉的事情，”夏洛特说，“但我也听说了很多消息，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这件事情靠的是我们周密的计划加上一丁点的运气，我知道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诸位，我再重复一遍：即使你再给我讲述一个难得的成就我还是能够找出它的根源，是误解。”
“是是是，请说。”很多来宾都表示赞成。
“这就已经让你叹气了吗？这个案例的复杂程度与我们的真实情况都没法比，现实中我们会利用许许多多的方式来反间谍，现在这个时代，反间谍的唯一限制条件就是人力资源。我们需要大量的情报人才来检测我们所牺牲的每一条秘密信息对于引导敌人走向错误方向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许许多多训练有素的情报人才都在检验这些精心策划的谎言的可信度，这就是反情报工作的内容，除非这些信息涉及最高级别的‘赌注’，他们才会销毁这些信息。你们闻到一股怪味了吗？这不是硫黄爆炸也不是燃烧硫黄粉的味道，而是我们的过度工作使得电路自燃所散发出来的气味。”
蒙塔古一直等着，等着笑声停下来。他终于开口说话了：“艾伦，面对像你所说的胜利，在反情报局工作的我们感觉自己要向新闻媒体屈服一样。”
“杜勒斯先生在隧道问题上一点都不同意你的观点吗？”我问他，“我那天听他的言辞并没有感觉到他有站在你这一边的意思。”
“是的，继续。”
“稍微提到了而已。”
“噢，艾伦的确喜欢保持良好的公共关系，只要比尔·哈维没有彻底完蛋，他都会维护他。但是，事实上，他也很担心隧道的事。如果真的是我们当中有人把隧道的消息卖给苏联的话，那真不敢想象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隐藏的间谍吗？”
“算了吧，别糊弄人了，蒙塔古。”另一个人说。
“该死的蒙塔古，给我们说点真实的事吧，不要再说这个悲惨的阿拉伯人的事了。”杜勒斯说道。他坐在一把很大的皮制扶手椅上，脚穿一双绒毡拖鞋，厚厚的鞋底踩在椅子上，他的拐杖靠在他身边的瓷质雨伞旁。他看上去很暴躁——我又看到了主席的另一面——在这样的场合，他似乎随时有可能用拐杖打人。“不，你这个白痴，”他甚至大叫了起来，“不要在这里说这个话题了，你没看到我已经痛苦不堪了吗？”
现场引起一阵骚动。
“相信我。”
夏洛特重新开始他的演讲。但是我，作为听众中的一员，我更愿意研究一下这个房间里面的气场变化情况。那些充满敌意的官员在情报局身兼要职，这一点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得知。他们，比如说霍华德·亨特，比农场的教练还要聪慧，始终保持着严肃的军人眼神，这眼神简直就是情报本身的有效替代品，我开始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次的周四研讨会上。为什么杜勒斯邀请他们会议过后去他家参加他为夏洛特准备的晚宴？他们是以朋友身份来的吗？又或者他们是专程来研究休·蒙塔古——他们未来的敌人？
几天以后，我发现自己之前的猜测并没有太离谱，我暗自为自己感到高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夏洛特说，“我担心，你单位新来的站长是敌人中的一员，你千万不能被他那虚假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了——他的爱国精神就像基督教精神一样虚假，而且会像病毒一样迅速感染整个机构。”
“当然，反间谍活动也不会允许肆意撒谎的行为。相反，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揭露真相，但是在一个更大的谎言的保护之下揭露相对的真相：我们声称那些从敌方为我们机构窃取情报的情报人员是受雇于我们，然而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这样一来，我们的反间谍活动就能进行得畅通无阻，但这只是理论上，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我们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都是很厉害的角色，想要欺骗对方都是很困难的。波兰的背叛者应该抱着被美国认可移居美国的心态接近我们，然后我们告诉他让他继续在华沙的组织工作几年，只是身份变为我们的特工为我们工作而已，以此来赚取美方的信任从而实现移居美国的愿望——这种做法是众所周知的。假如他接受了这笔交易，那么从他为我们效力的第一刻开始我们就得对他持怀疑态度：他是真的忠诚于我们还是说他只是一根墙头草？这时我们就要测验他。我们命令他去窃取他本该拿不到的情报，如果他对我们是忠诚的，那么他就得回来向我们报告他失败了。可是呢，你看，他把消息带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十分准确，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其他可靠渠道获得了这条消息。这样的话，我们得更进一步测试他。如果他又一次通过了我们的测试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太厉害了，他很成功但同时也说明了他很失败。我们要不要踢开他呢？不，至少现在还不能踢开他，我们得等到确认苏联安全委员会相信他的这个双重间谍已经完全骗过了我们的眼睛。毕竟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让这些双重间谍去窃取我们不需要的资料，把苏联人引向错误的方向，让他们对我们的需求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当然这个错误信息的迷惑性得足够微小，不能和他们之前对我们的了解有太大出入，否则太不可信了，反而容易刺激他们看出我们在利用他们的特工。
“既然那样的话，”夏洛特说，“或许我们应该聚焦到我们在地面上的行动。请允许我讲述一个故事，有一个阿拉伯刺客，一大早他就在家里擦着他的手枪，脑海里想着今天他要结束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的生命。这个刺客是和另一个同样贫穷的同谋者一起合作的，同谋者外出企图偷来一辆汽车为他们的刺杀提供便利。这个同谋者呢，他和其他小偷一样，都很冲动。为了追踪一辆适宜的破旧老爷车，他来到了一家阿拉伯式的汉堡店，在那里，柜台后面，站着一位忧郁却很美丽的年轻女孩，她那一对浑圆的酥胸令他垂涎不已，他觉得自己如果不先好好‘研究’一下她的酥胸的话，他是做不了任何事的。所以他就和这个卖汉堡的女孩子亲热地聊了起来。当他终于回过神来把车偷走回到站点时，他才发现一切已经太晚了。那位阿拉伯领导人将会在特定的时间经过某个特定的街角，因为这个同谋者的耽误，那个刺客也没能准时出现在那个特定的街角。然而他们不知道自己头上顶着多大一坨狗屎运！这位阿拉伯的领导人有自己的情报人员，并且他们已经潜入了这些恐怖分子所在的组织。如果这个刺客和他的同伙在既定时间到达了指定的地点，那么他们马上会被枪毙，甚至连抬头看一眼阿拉伯领导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那位领导人已经改变了路线。可是现在呢，就是这位领导人的专属车辆竟然停下来等红灯了——这是多么稀奇的一件事啊！无独有偶，这两个正在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焦虑不安的刺客也同样驶到了同一处红绿灯，也刚好停在停止线的位置。这个拿着手枪的男人看到了自己的目标，立刻就从车里跳出来开了一枪，砰！——一次多么成功的暗杀！此时或许只有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阴谋诡计暗箱操作，如果计划得太过于精确，那么很可能就会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甚至，我们只是混乱中的秘密特工罢了。”
我被那些长官的笑声触动了，他们笑着似乎在说在这个话题上保持幽默感是私人保护的一种手段。
“是的，先生，”我说，“不过，我担心，你可能会有一段难受的日子要过了。”
“蒙塔古先生，你说的是不符合当今社会现象的，”杜勒斯说，“你这完全是愤世嫉俗的言论嘛。”
赫尔姆斯说完以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就好像他的话挽救了整场演讲，又带领大家重新进入正轨一样。
“你是指肮脏的手段。”夏洛特说。
他的眼里又闪烁起了那种光芒，是我在陪他登上安纳普尔纳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尼泊尔境内）峰顶时才见过的那种欣喜。他对我说：“亲爱的哈利，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承认，这样一件事非常具有诱惑力，毕竟在隧道事件上，我们已经走错路走得太远了。”
此时，台下长官们的反应模糊不清，声音也参差不齐，有些人并不觉得杜勒斯的机敏回答很好笑，但是其他人则一直在笑，每周都来参加“高调星期四”会议的我们甚至都不敢微笑。事实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对这种强烈的不尊重感到困惑不解。房间里升起了国旗，我能感受到大家强烈的爱国热情，我们在东德赢得了胜利！
令我惊讶的是，亨特并没有被这样的评论吓到。“先生，”他说，“你的这种方法很好，我相信你的属下都已经能做到灵活使用这种方法了，或许以后在座的某位青年才俊就是你的接班人了，我很尊重这样的行为。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为亨特身后传来的嗡嗡的同意声惊讶，在座的宾客有许多都是杜勒斯先生邀请的，这些人分成了几个派别，这些派别多得超乎我的预料。霍华德·亨特被他身后的这些赞同声感染，又开口说道：“我和许多外国人一起工作，他们中有一些人我可以信任，有一些人是不能信任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他们人却走错了路。我们要学会抓住时机，我们没有时间作出精密的调整。”嗡嗡声又来了。
我们摆弄着手中的酒，同时抽着手中的丘吉尔牌香烟。基特里奇，就坐在休·蒙塔古的后面，在谈话过程中她一直盯着我。现在，她开始在蒙塔古的背后做鬼脸。我不能理解她怎么能忍心用自己那么美丽的脸做那样的动作，但是她真的做到了——借助手指扩开自己的鼻孔，扭曲着嘴巴，看起来就像早上躲在窗帘背后的魔鬼，而睡眼惺忪的我们正要去打开窗帘……怀孕是她体内一股非常强大的“破坏性”力量。
这个时候，驻乌拉圭使馆的指挥官突然站起来说话了——这真吓了我一跳，他说：“我能不能说两句？”
“但是一旦隧道工程暴露的话，那我们得到的情报就可能掺假，这样我国军事政策的制定也无法依靠这个隧道送来的信息了，当然情势也不会允许我们放慢脚步好好筛选仔细研究判断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一直保持武装就像之前一样。”
“噢，那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你去做呢？”
“噢，”我说，“我似乎听过这样的话。这个隧道让我们了解到苏联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
“上个星期，”夏洛特说，“我们讲解了一堂关于间谍活动的课。对间谍活动这栋‘大楼’来说，事情的真相就是地基。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更复杂的反间谍活动，这栋‘大楼’的地基就不是真相而是谎言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反间谍活动是建立在灵感的基础上的。在这个领域的人们都有成为冒险家、贵族、变态的倾向，然而，那样的人占据了这个团队的一半，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支持他们，这个组织非常注重细节，在里面连流氓和学者都能相互勾结，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进行反间谍活动的难度不可估量。就好像一个诚实的男人撒谎的时候他就感觉很不安一样（因为他很少说谎话，撒谎的感觉他很不习惯），一个经常撒谎的人也是一样，他如果说真话他就感觉不安全了。没有人可以诱捕一个由里而外全是骗子的人。比如说，他告诉你周二晚上他和一位年轻女士一起坐在十四号包厢里面看演出，当你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周二晚上十四号包厢里面坐着的毫无疑问是你的朋友，因为他每次看演出都是一个人坐在十四号包厢里，从没变过。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这时那个撒谎的人会直直地看着你的眼睛然后告诉你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周二晚上是在十四号包厢里面，而是在四十号包厢里面看演出的，而且说这话的时候是那么理直气壮让你不得不信以为真。撒谎的人和诚实的人一样享有简单的生活。”
“好的，”亨特说，“我相信我要说的话是我们中一部分人所想的——请恕我直言，你说的这种解决方法是解决不了我所在工作地区的问题的，一点用都没有。”
“请说。”夏洛特回答说。
“现在，你比之前更了解我了吧。”杜勒斯说道，并且慈祥地挥了挥他的手。
“现在，这个伟大的工程突然崩塌了，我们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的一个晴天，苏联的军用交通工具都聚集在东柏林的这个隧道入口，然后铲平了附近的道路，铲平地点不偏不倚就在我们接入苏联通信电缆的位置。苏联人费尽心思向我们暗示了他们是得到密报才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而且他们还知道接下来我们就会思考两个问题：‘到底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当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可怕。我们明明已经封锁了所有信息啊，明明所有的间谍、反间谍以及反情报人员都被我们严加控制了呀。但是，我们依然要从这一片狼藉中找出一点蛛丝马迹来。确实，我们有了备选项：这次行动的巨大规模的确有可能令安全问题出现漏洞；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战略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技术人员获取信息。反间谍活动人员研究这些可能性是希望不要再面对更可怕的对象，因为我们的下一步猜想会更加复杂：这是军情六处的间谍吗，还是西德情报局的间谍呢，又或者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如果这所有的线索都要追踪的话，恐怕那些分析家们会花上个好几年的工夫了，到头来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一些真相已经浮出水面一半的可疑点，但这些可疑点都是和当今那些可靠军官有关的。因此，‘到底是谁做的’，成了一个噩梦般的问题。
“你能不能认真想一下我说的话？”他回答我说。
这一次他看我时的眼神是最有爱的一次。“噢，我喜欢你，小伙子，我真的开始喜欢上你了。艾伦，是的，艾伦真的很让人讨厌。他因为自己的丑事欠了我一个人情，但是现在，恐怕他要担心是不是我把一切搞砸的。”
“亨特先生，”夏洛特说，“我相信这种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你所在地区的问题，但是相信我，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我所在地区的问题。”
“好吧，”他微微一笑，“等着吧，等我们谈到捷尔任斯基会更精彩。”
“让在座的感到痛苦的不是你具体案例引起的不愉快，”杜勒斯说，“而是你的案例都没有考虑到特殊情况。”
“既然那样，我们先说明一下当时的基本情况。”夏洛特说。在刚刚激烈的争论下，夏洛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现在局面又再一次回到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他那充满自信的声音又回来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行动之前总是先搜集信息，而且获得情报的多少往往决定着行动风险的大小。但是，现在，情况却反过来了，开展大型行动反而是为了获取情报。这完全打乱了原来的秩序，造成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去年冬天，那时候柏林的隧道工程还在施工中，成千上万的翻译工作者成天都在翻译电码以及电缆信息，他们翻译出来了大量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电话、电报等各种往来的信息。然而这样的工作难度就好像要从一堆铀里面提取出一克的镭元素，简直得不偿失。”在座的纷纷发出赞同的声音。
“具体的案例可能的确会引起更多的不愉快。”夏洛特说。
“‘什么时候做的？’这个问题就更恐怖了，它直接引出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苏联人在开始寻找隧道之前的多长时间就已经知道这条隧道的存在了？如果他们只是提前一周或者一个月知道的话，还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们故意传递给我们的任何错误信息都只是他们在匆忙之际发出来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忽视上周或者上个月我们送出去的情报。但是，这条隧道光是建设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建成之后投入使用已经长达十一个月十一天。如果苏联人掌握了隧道从最初设计到投入使用的时间段的话，那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来给我们制造大量的虚假信息，苏联人不是最擅长提供假信息的嘛！如此一来，我们被随意摆弄，直至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绝境。而且苏联流亡海外的翻译工作者们手上的材料花费两年也不见得能翻译完，他们如此努力地工作，而我们还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他们给我们错误情报的时间，那么我们还可能知道苏联人到底想让我们相信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掌握全局的情况，然后做出自己的预测了。”
“拜托，蒙塔古先生，”杜勒斯说，“你又把事情说得过于严重了。”
“见鬼，不是的。他有自己的理由，或许是为了更大的爱国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