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也是。”
这是我在乌拉圭收到的基特里奇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好几个月过去了，每天睁开眼睛，我都被痛苦包围，我失去了基特里奇，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只知道，她这次真的离开了我。记忆，如同门口吊死的一具死尸，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事后我跟亨特说：“你一定要坚决防御。”
谢尔曼如果没跟我说这件事，我怎么着也想不到金这么具有商业头脑。上校先生长得很高大，走路微跛，一只眼睛上面戴了一只眼罩，说话声音极轻柔，就像他是个空心人一样。α-Ω理论似乎在他身上无法成立。
中间，我发现自己竟然认真地倾听我俩发出的声音，而且还拿它与齐尼娅和瓦尔科夫同时达到高潮时的声音相比较，甚至我还设想苏联人正在窃听我和萨利做爱，真是刺激！这些俄国佬会不会在谢尔曼离开前把录音带交给他？我和谢尔曼会不会在大街上单挑，以此作为我俩的最后道别？我们亏欠马萨罗夫和瓦尔科夫太多了，他们那么努力地证明自己的合作能力，可是两个人没有一个回到了莫斯科。
“你觉得这种情绪渗入到我们机构里了吗？比如在人员配置方面？”
他慢慢把手指指向了天花板……
我想起了去年，我不止一次写信给基特里奇，讲述办公室里的钩心斗角。然而，刻在心里的悲伤，就像在银行的大理石地板上露营——尖锐的声音减成了低语，而回音却异常清晰，而且有一种感觉甩也甩不掉，那就是寒冷。我站在亨特一边，希望驻点能够战胜国务院，这就是我的团队精神。
谢尔曼和巴里·卡恩斯完成了乌拉圭的任务，打算返回华盛顿接受下一个任务，大家为他们举办送别派对。在最后一场派对上——距离他们离开还有四天，萨利跟我说：“我想去找你。”
“我希望机构没有受此影响。”我答道。
她说她爱我，可是这只会感觉更糟糕。哪怕是我的新娘离开了我，我也不会感觉如此哀痛、绝望。我的心都碎了！是与基特里奇的书信往来，支撑和鼓励着我待在遥远的乌拉圭驻地，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采，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现在，对我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工作站，同事成了空气，我的一切神经都已麻痹。绝望中，我写起了日记，但是，写什么好呢？于是，我又放弃了。
“那我从头跟你说。在这次行动上，没有什么方式是禁止不行的。”亨特说。
这时，西半球分部的指挥官J.C.金来拜访亨特，两人待在密室里交谈。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不了解点金的故事，就不能进到西半球分部的葡萄园（从墨西哥一直到阿根廷）工作。我已经从谢尔曼口中得知，这位上校先生曾经在犹他海滩战役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也因此获得了国会荣誉奖章，战后积累了丰厚的财富。谢尔曼说：“金认为巴西人一定很愿意购买安全套，每个人都跟他说‘巴西人根本就没有购买避孕用品的需求，那是个天主教国家’ 。但是金太固执了，他利用国家发给他的伤兵抚恤金在亚马孙南岸建了一个安全套工厂，另外加上他自己攒的钱，从别人手里借来的钱，你知道吗？安全套生意在里约热内卢做得风生水起。他现在也许是情报局里最富有的人呢，人家在巴拉圭沿着巴拿马运河扩建了好多厂子。”
我希望金上校的财富不会给亨特带来坏处，毕竟伍德沃德大使已经控诉亨特“太过张扬，有悖国家公务员身份”了。
我默默地点点头。“不择手段吗？”我小声咕哝道。
他叹了口气，他与伍德沃德有些过节。我从来都不知道亨特的钱是来自他早期出版小说的稿费以及后来的明智投资，还是桃乐丝嫁给他时带来的丰厚嫁妆。但是都没关系，他的确比一般的驻地指挥官过得好一些。于是大使伍德沃德就向国务院以及情报局弹劾亨特，说他不过是一个大使第一助理，生活水准不应过高，亨特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
“卡斯特罗？古巴？”
“明天晚上七点钟。”
他用食指指了我一下，意思是我说到了点子上。“这可是一次特大行动，是古巴流亡者赢回他们土地的大好时机，机密中的机密！”他的脸如同被白兰地酒杯中的光芒照射一样，散发着火光！“我也将参与筹划事宜，任务完成前，我们要比情报局给予的指示做出更多的努力，一条接一条地实现、完成。但要绝对保密，所有的信息都要保密，最好不漏任何痕迹，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美国的参与。”他的手指一直围着酒杯绕圈。“你愿意做我的助手吗？”
“几年之后？”
很快，亨特就被召回了华盛顿，回来之后，他再次邀请我去卡拉斯科吃晚餐。在书房，喝着上好的白兰地（我已经戒烟了），他告诉我事情有了新转机。“你以为自己运气不好，但偏偏它就转了运。我应邀参与一次大的行动，比危地马拉行动要大得多。”
她已经生了小孩，是个男孩，谢天谢地，与谢尔曼简直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她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只是想见见你，和你道个别。”虽然理由很老套，可她还是说动了我，我们在我小屋的床上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她还在生我的气，一开始就坐得离我远远的，但她的务实本质战胜了她的矜持。她已经很久不打桥牌了，还没有培养出一两个高手来就金盆洗手了。
谢尔曼和卡恩斯离开之后，代替者（一个听从于我、自称无所不知的老兵）就来上班了。接着就听到亨特丧亲的消息。当时亨特与桃乐丝正在卡拉斯科的乡村俱乐部跳舞，使馆的值班员就打来电话，说亨特的父亲去世了。亨特第二天早上飞到了汉堡市，又去了一趟纽约，回来时整个人变得十分忧郁，但我却为此更加真诚地喜欢他了。因为他有他的痛苦，我有我的哀伤，我们俩可以深切地体会对方的感受，也可以间接地为彼此疗伤，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有天一大早，我开车去卡拉斯科给亨特送南美地区经济调研报告，我以为他会上交给贝尼托·那顿，结果他带我出去散步（桃乐丝在家准备早餐）。他家别墅的对面是一座天主教公立高中，亨特的两个女儿——穿着白色上衣，戴着宽大的黑色领结，正在亨特家阿根廷籍保姆的陪同下进校门。他朝她们挥了挥手，转而告诉我：“你得爱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女人。”他的嘴角露着酸楚，说道：“我的父亲，从始至终都希望他的儿子是个天主教徒。”霍华德耸耸肩，“可是在美国有种感觉太紧张了，暂且说是反罗马情绪吧，你说是不是？”
“我想要的莫过于此。”我说道，我是认真的。虽然我对工作早已漠不关心，但是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触动，有了参与的欲望，我内心深处的悲伤本就不知道乌拉圭之后我还要去哪，我再也不能把自己当作夏洛特的木偶人了。难道要留在华盛顿，避开基特里奇吗？不。我对亨特说：“我十分愿意和你一起工作。”这句话说出口，我感觉一束火焰在我胸中愈燃愈烈。
“我不会防御的，我要进攻，”霍华德说，“我告诉金上校，我投那顿一票简直明智之极。为什么，因为庆祝那顿大选胜利的派对上，我是唯一一位受到大使邀请的美国官员。而伍德沃德呢，他当初竟然都不相信那顿能赢。所以，如果大使先生想在那顿就职之前见他一面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由我这个卑微的助理引见。我把这事说给J.C.金听，他走之前来了一句：‘让伍德沃德下地狱去吧！’他根本就没有劝说让我低调一些，甚至，上校还说他很看好我。”
我想驱赶走这份麻木，我利用自己的假期去了里约热内卢，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徒步走过许多生机勃勃的城市，也在无数个夜晚醉过、哭过，我像个幽灵一样穿梭于人群、行走在山野丛林，我甚至还去了有名的妓院，第一次那么清晰强烈地厌恶妓女口中的气味。然后我回到蒙得维的亚，去了埃斯特角海岸，想要豪赌一把，却发现自己太过吝啬。无聊，我此时的感受只有无聊，甚至无聊到昨晚又与萨利待了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