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传来了轻武器的射击声，还有炸弹爆炸的声音。我在门口停下，说道：“对不起，我差点儿忘了。莫莉让我给你捎句话。”
“我？”他说，“爱尔兰共和军中被通缉得最紧的人之一·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出自我口，谁他妈会信呢？”
于是我开了口。讲述的过程当中，他时常打断我的话，不是纠正一点儿这里，就是补充一点儿那里。当我讲到最后施泰因纳站在梅尔瑟姆公馆的露台上时，他倏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抓过一瓶布什米尔苏格兰威士忌，又从橱柜里拿下两只杯子。“他离得那么近吗？上帝啊，他真是个人物，真的。”他把酒倒进杯子，“我们为他干一杯。”
他如遭重击，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他对着那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终于开口说道：“你最好快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你要给莫莉捎什么信儿吗？”
于是我们一饮而尽。我说：“我听说你在战后曾经在美国教过几年书。”
“你的书我看了。对于一个奥尔波特大桥路那边长大的新教小伙子来说，还不错。我不明白，你干吗不宣誓加入运动呢。做个沃尔夫·托涅那样的人就不错嘛，他不也是他妈的新教徒嘛。”他叼上一根烟，掏出火柴点燃之后，问道，“好吧，有什么事吗？你说是有要事找我，那么如果你其实是来采访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蛋扯下来，让你浪费我的时间。”
“我所代表的，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他说，“我为了自由的理想而战……”一瞬间，他突然垮了下来，瘫在椅子上，肩膀颤抖着。
“会的。”我说。
“这里当时没什么可做的。天知道。”
“值得吗？”我说，“这些年，这些暴力，这些杀戮，值得吗？”
“在这么多年之后·从我这么一具行尸走肉这里·成熟点儿吧，孩子。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事要做呢。”
“下次你就认得我了。”
那个曾经叫做利亚姆·德弗林的人穿着衬衫，坐在窗边，正在一本练习簿上写着什么。他戴着眼镜，桌面手边上有一把史密斯威森点38左轮手枪。他放下笔，摘下眼镜，转过身来。我看着这张面孔，尽管岁月已经蚀刻其上，还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模样。还是那双碧蓝色的眼睛，还是那种促狭的劲头。
第二天的傍晚电话响了。我坐出租车来到皇家医院，一辆面包车在那儿接上我，五分钟之后又在一座房子前面把我放下。这座房子带着草坪，位于法尔斯路旁边一条毫不起眼的夹道里。甫一进门，两个健壮吓人的小伙子就熟练无比地搜了我的身，然后才放我走进起居室。
很有道理。“给我讲讲，”我说，“一个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跟马克斯·拉德尔表示反对无差别袭击的人，怎么会成为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最初的缔造者之一呢？而且这场战役里，炸弹已经成为你们的首选武器了啊。”
他强挤出一个笑容，笑容里是无尽的忧伤。我敢发誓，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如果你看到她，”他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告诉她我爱她。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他取过眼镜，“现在赶快滚吧。”
我掏出莫莉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儿子，”我说，“莫莉想让你留着。”
“是的。她祝你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那么丘吉尔这件事呢？”我说，“你就从来没想过把事实公之于众吗？”
他流露出痛苦的眼神，在他的笑容里只能看出凶悍：“时代变了，人也就变了。我忘了这是哪个白痴说的了。”
他抬起头，面无表情道：“是吗？”
刚刚住进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我就给该找的人打了该打的电话，把我的意图告知了他们，然后就枯坐着苦等了两天。这两天里，发生了十八起爆炸案，三个士兵被打死——死伤的平民不算在内。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哭，可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笑得要死：“上帝啊，救救我们吧，我刚才好像突然站在六英尺开外，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告诉你吧，孩子，有机会你也应该试试，很有好处啊。”他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施泰因纳说得对。当你被吃得死死的无法脱身的时候，这他妈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