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她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能帮忙了，亨利。最近我总是给你添麻烦。”
“刚开始的时候他干不了太重的活，”她说，“其实我觉得霍布斯角那个沼泽看守员的差事不错。两年前汤姆·金参军走了之后，那个地方就空下来了吧？最好有个人照看一下，要不就越来越破败了。”
“我跟你说，乔安娜，我觉得这个事可以商量。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我看就不必在跟大家打桥牌的时候讨论了吧。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具体做什么呢？”
她说：“亨利吗？我是乔安娜·格雷。”
“所以你想让我给他安排个位置是吧？”亨利爵士欣然道，“毫无问题，老妹妹。你也知道最近这阵子，给地里找几个劳动力有多困难。”
“那我挂电话了，”她说，“回头见。”
十月六日，星期三。这一天不到中午，乔安娜·格雷按照西班牙大使馆的惯常渠道，在格林公园的某个长椅上找到了一本《时代》杂志。杂志里夹了一个大信封。
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情绪，走下楼梯。帕奇一直不急不躁地等着，又跟在她后面来到了起居室。她拿起电话，拨通了斯塔德利·格兰奇的号码。是亨利·威洛比爵士本人接的电话。
他的声音立刻热情起来：“你好啊，亲爱的。我希望你不是打电话来说你不来打桥牌了。你没忘记吧？八点半？”
终于回到别墅区的院子里时，已经差不多六点了，她精疲力竭。从厨房进门，帕奇兴高采烈地跑来欢迎她。它寸步不离地跟在她后面进了起居室，看着她倒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多亏了亨利·威洛比爵士，这种东西才一直没断。喝完，她上楼向挨着卧室的小房间走去。
一个小时之后，她坐直了身子，满脸是欣喜若狂的神色。“我的上帝啊！”她用南非荷兰语自言自语道，“他们要行动了——他们竟然真要行动了！”
“我前夫有几个爱尔兰朋友，他们联系了我，想求我帮他们的侄子一个忙。实际上他们最近会把他送过来。过不了几天他就到了。”
“瞎说，”他一口否定道，“这是我的责任。哪个女人不需要一个能为她排忧解难的男人呢？”说到这里，他的声音都稍微抖起来了。
她确实忘记了，不过无所谓。她说：“当然不会忘啦，亨利。只是我有点儿小事麻烦你，想单独给你说一下。”
他中气十足道：“放马过来吧姑娘，只要我能做到就一定做到。”
“再见，亲爱的。”
拿到东西，她就直接去了国王十字车站，搭上了最近的一列北行的特快列车，然后在彼得伯勒换乘区间线路到了金斯林。这样的话，就可以从女子志愿服务队配给的汽油里节省出不少用量来。
屋子的隔断都是詹姆斯时代的产物。暗门也并非出于她手，原本就是屋子的一部分。过去那个年代这种设置很常见，外观也跟周围的隔断十分相近。她从脖子上摘下钥匙，把门打开。一段短短的过廊之后，就是缩在屋顶下面的格子间。这儿有台无线电发报机。她坐在一张旧桌子旁，拉开抽屉掏出上了膛的鲁格手枪，放在一旁，又翻出一支铅笔，拿出密码字典，开始工作。
她搁下听筒，拍了拍帕奇的头。帕奇跟着她上了楼。她在发报机前坐下，言简意赅地发送了消息。这些消息会通过荷兰中继站转发到柏林。一条是确认发给她的指示已经收悉；另一条是约定好的代码，表示德弗林的安置问题已经着手安排。
“他叫利亚姆——利亚姆·德弗林。情况是这样的，亨利，这个可怜孩子参加了驻法国的英军，结果严重负伤。他伤残退役后疗养了差不多一年，现在差不多康复了，想找份工作，但是需要那种可以进行室外活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