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觉得非常有趣，希特勒在接近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时候，居然希望自己能够火化。他生命最无价值的方面始终是他的身体，但是到了他生命的后期，他的灵魂——完全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比他的躯壳更肮脏。当然，同样正确的是，当一个人成了掌握杀戮人民群众大权的死神监工时，他同样也极其需要一个非常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我，以对抗威胁他灵魂的内心恐怖。大多数成功地当上了一个国家战时领导人的政治家通常已经上升到了这样的显赫地位。他们自身都已经具备了不因另一方的人员伤亡之惨重而失眠的能力。他们现在已经拥有造成心理麻木的最强大的社会发动机——爱国主义！它依然是引导人民群众最可靠的工具，尽管它还会被启示宗教取而代之。我们喜欢基要主义者，他们的信念给予我们最终形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极大希望。
我觉得希特勒最终会厌倦，也不想与别人讲什么爱国主义了。在一九四四年，他人生最糟糕的时期之一，战争又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元首躲在东普鲁士的地堡——Wolfschanze里，在午餐桌上跟他的秘书们讲他过去的故事，想借此放松一下情绪。他会讲述他的父亲在许多个夜晚将他痛打的事。但是，正如他对秘书所说，他很勇敢，是的，就像遭受拷打的美洲印第安人那样勇敢。他遭受痛打的时候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女秘书们听着他这些英雄主义的故事入了神。那个时候阿道夫比他的实际年龄——五十五岁——老多了，他很愿意享受这老年的优越性。他非常高兴地接受女人们表现出来的仰慕之情，而他也不担心他是否要考虑与她们交媾。他的性活力与阿洛伊斯截然不同，从来没有促使他去寻欢作乐或者招来私通的危险。（阿道夫很害怕会出现尴尬，我们也千方百计维持现状。）一个世俗的伴侣于我们的目标没有丝毫必要。
当然，他跟秘书们说的故事是无耻的夸张，有时候他甚至会说他父亲抡起手来打了他二百下屁股。一九三零年末，有一回他与汉斯·弗兰克交谈的时候说，“我十岁十二岁的时候，晚上很晚了还得跑到冒着臭气和烟雾的酒吧里去。我根本不想给我爸爸一点面子。我径直朝他坐的桌子走过去，他还傻乎乎地望着我，我推推他。‘爸爸，’我说，‘你该回家了。现在就起来走。’往往我不得不等上一刻钟，甚至还要长的时间，求他、骂他，他才站起来。然后我就扶着他回家。我真是羞愧难当。汉斯·弗兰克，我对你说，我知道酗酒会是个多么坏的习惯。就因为我的父亲，我的青年时代都被他毁了。”真的，这故事编得头头是道，弗兰克先生甚至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还把这个故事又说了一遍。
阿道夫·希特勒杀人不眨眼，把人都关进毒气室里加以灭绝，这在当时的一九零零年显然还不是活跃在他心里的渴望。因此，假如我说一个如一九四五年这样的年份，显然跟埃德蒙死后的几个月没有直接联系。在那些年里，我完全是在大师的指引下工作，因此，我所做的事只限于强化一些早年的意识，即他将迟早会成为死神的高级代表。这一意识让他相信他自己的结局是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当然，将来的规模大小等具体情况我还没有真正的期望。假如路易基·鲁切尼年轻的时候也是我的对象，我也会对他采用同样的手法。
假如这些纯属个人结论，那么我也要提醒读者，大师讨厌他的下属大发宏论。他把这些高谈阔论看作是“你们的幻想”。他提醒我们要回到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