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回答说：“靠名声来发财致富。”
“有些人已经够富了，为什么还要求名呢？”
财富原本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但随着人类私有财产的出现，财产慢慢由人们的生活手段变成了人们生活的目的，由人的创造物变成了人的主宰者，由人用它来生活变成了人为它而生活，由它为人服务变成了人为它而献身。
由于在世俗眼中“名”是“命”的等价物，所以有人为了沽名而不择手段，有人为了求虚名而宁可得实祸，有人为了占有虚名而宁可失去自我。为了别人羡慕在结婚时大肆铺张，为了别人称赞而举债旅游，为了别人的恭维而假装斯文去听交响乐，为了别人叫好而写诗作文以媚俗，为了浪得虚名一生都为了别人而活，这种人什么时候真正“活”过呢？
人们常说越有钱越贪婪，可是我们要过多的钱干什么呢？
钱财同样也是身外之物，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只顾抢着出卖体力、出卖灵魂、出卖肉体捞钱，很少人扪心问一问自己：捞钱的目的是什么呢？人们只知道钱的可贵，却忽视了生命的价值，把“钱”放在“命”之上，出现了“要钱不要命”的怪现象。在市场上买东西争斤夺两、分毫不让，在生活中却分不清生命与金钱孰轻孰重，这到底是愚蠢至极还是聪明过头呢？
当然，名人的声价有点像股票狂潮，其涨落的速度和幅度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多少歌星、影星、小说家和诗人尝过声价狂跌的苦头！昨天还是身价百倍的明星，今日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卖唱者；前不久还是畅销书作家，转眼就成了制造文字垃圾的写字匠。知名度的高低俨然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大小。
完全没有钱当然不能生活，但过多的钱又会成为生活的累赘。这就像一个人的十个指头，没有十指生活就不方便，超过了十个又成为负担。财多必害己，多藏必厚亡。
杨朱到鲁国去旅游，夜晚在一个姓孟的人家借宿。几句寒暄客套就把主人与客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快他们二人就神侃起来。姓孟的问杨朱说：“老老实实做人就行了，要名声干什么呢？”
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参见原第44章）
再来看看财富与生命的关系吧。
不管是以生命来追逐名利，还是以生命来征服天下，它们同样都使人丧失本性和异化生命。
远在晋代就有一位名叫鲁褒的书生写了一篇《钱神论》，非常生动地描写了钱的广大神通：“前人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以为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见得呢？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福禄贵贱，都在于钱。”
其实，“名”与“利”都外在于生命。追逐名利将使生命丧本离真。庄子把名利视为生命的“外物”，认为这些东西会异化自己的本性，他在《庄子·骈拇》中说：自夏、商、周“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
声名和生命相比哪一个更亲切？生命和财富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样更有害？
“只要有钱，何必读书？”这是元代一个穷先生的愤激之言。环顾如今这个世道，好像这两句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贫穷的天才还得向有钱的蠢材鞠躬致敬。钱成了比人、比才气、比学问更宝贵也更受人尊敬的东西。于是，社会就出现了“人为财死”的现象。
看来古今没有什么两样，名声能给自己带来财富和地位，还能造福子孙后代。有名就有钱有势且不说，有多少纨绔子弟靠一个大名鼎鼎的爸爸或妈妈，就可以四处招摇撞骗，还动不动就出国留洋哩。
要知道知足呵，朋友，想想石崇吧。
“用名声来谋取高贵的地位。”
“呵。”
汉语中“声价”一词大概是由“名声”与“价值”或“价格”集合而成的，把“声”与“价”组成固定词组，真是既有趣又有理。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声誉与他在社会上的价值的确难解难分：名气越大地位就可能越高，名声越响挣钱就可能越多，名书法家一个字就能卖几千几万，名歌星一首歌就能赚几万几十万，名画家一画更值成百上千万，普通人几年甚至几辈子也别想挣回来。
石崇为西晋功臣的后代，自小就有过人的聪明机敏，可为人贪婪成性，在荆州做官时靠抢劫江中客商成为巨富，家中珍宝堆积如山，侍女数百都穿绫着缎。曾与国戚王恺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父，晋武帝在王、石二人的斗富把戏中暗助王恺，曾赐王恺一枝珊瑚树，高二尺，干粗枝密，世所少见。王恺把它拿到石崇面前炫耀，石崇见后拿起铁棍随手将它击碎，王恺以为他在嫉妒自己的珍宝，声色俱厉地吼叫起来。石崇毫不在乎地说：“这是小意思，赔你就是了。”随即命令家丁拿出六七枝珊瑚树来，每枝都高三四尺不等，光彩夺目，王恺见后无地自容。石崇的厕所旁也常候着十来个侍女，个个都打扮得妖冶艳丽。他上完厕所还得换一套新衣服出来，连显贵上他家的厕所也感到拘谨不安。后来因得罪赵王伦被收监，他以为最多不过是流放边远地区，等送到刑场才大梦方醒地说：“他们是想要我的家财。”押送他的人回答说：“你既然知道财多害命，何不早早散尽家财呢？”石崇沉重地低下了头。
陶渊明在《饮酒》这首诗中深有感慨地说：“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不悟“大道”就会追逐世俗浮名，追逐浮名就得压抑自己的生命，就得扭曲自己的本性，为浮名所累就会丧失生命本身。陶渊明清醒地告诫自己也提醒别人说：“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为了虚名天天讨好别人，这样一辈子活得不累吗？为了虚名而丧失自我值得吗？明末小品文作家陈眉公自己既看透了虚名，还告诉儿孙别务虚名，他在《清平乐·闲居付儿辈》一词中说：
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假如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浮名而在于生命自身，不足于己则必求之于外，必定不敢坦露自己生命的真性。在追逐浮名的过程中，人们会“精心”地把真实的“我”隐藏起来，人们的形象就成了他们的假象。他们酷似一个人生舞台上的演员，老是在扮演世俗所期望和指定的角色：诚惶诚恐地侍候君王，满脸堆笑地讨好上司，恭恭敬敬地礼遇长辈，客客气气地对待同事……总之，他们是忠臣、孝子、慈父（母）、好人，可就是不是他们“自己”。这些人害怕卸下自己的面具，他们的身份就是他们的伪装。奸贼总是要装成忠臣，忤逆也要装成孝子，负心郎不得不装成痴情汉，偷情的荡妇更会在丈夫面前显露忠贞。
越说姓孟的这位老兄越糊涂：“人都已经死了，还要名声有什么用呢？留不留名棺中腐尸能听得见吗？”
如果人人都追逐虚名，那么人世将看不到一张真脸，找不到一颗真心。
山雀在深林筑巢，所栖不过一枝；老鼠在河中饮水，所饮不过满腹；人在万丈高楼之中，所卧也不过一间。
于是，“名”好像就等于“命”。
“留名为了子孙后代。”
货币出现以后，人就把自己的本质、能力转让给了钱，于是人创造的钱摇身一变，成了能呼风唤雨的神：钱可以把丑装扮成美，可以把邪恶打扮为善良，可以把卑贱粉饰为高贵；钱可以使驼背的鳏夫娶到大家闺秀，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钱还可以让仇人变成亲兄弟，同样也可以使亲兄弟变为仇人。
姓孟的还是迷惑不解地问道：“有些人地位已经很显贵了，为什么还要汲汲求名呢？”
“为了死后能留名万世。”
古人也并不比我们傻，他们早就发现了“名”的价值。《列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些哲学家将“人”定义为“社会性的动物”。既然是“动物”，自然就离不开生活的必需品；既然属于“社会性”的，自然就不可能无视他人对自身的正反评价。于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财富才有幸福”，被许多人当作理所当然的铁律。“人留名，树留影”，“人生在世只图名”，名声也被夸大为生命的终极目的。大家在滚滚红尘中钻营争夺，很少有闲暇冷静地想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