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原第13章）
战国时宋人曹商替宋王出使秦国，去时已获得车辆数乘，到秦国后秦王喜欢他的媚态，另给他增加了车辆上百乘。受宠若惊的曹商有点飘飘然，一回到宋国就在庄子面前夸耀起来：“像你这样住在陋巷里，穷得靠编草鞋度日，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这是我所不及的；一旦见到万乘之主就能博得他的好感，并赐给随从车辆百乘之多，这是我的长处。”庄子鄙夷地对他说：“秦王因病到处召请医生，能消除他毒疮的可获车一乘，愿意舔他痔疮的可得车五乘，所医治的地方越低下，所获得的车辆便越多。你大概是为秦王医治痔疮的吧，不然怎么能得这么多车辆呢？去你的吧！”所从事者越下，所立之功越高，其神态越媚，其得宠便越多。
难怪古人说：得宠和受辱都惊慌失态，对祸患就像对生命一样看重。
像关心自身冷暖那样关切人民的祸福，像珍惜自己生命那样关注民族的命运，这样无私、无欲和无我的人，定然会给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带来幸福，我们大可放心地将国家、民族和天下托付给他。
为什么把祸患看得像生命那样重要呢？一个自私心重、贪欲习深的人，必定把个人的利益、名声、地位、权势看得高于一切，利益小有损失，地位略有动摇，权势稍有削弱，就可能被视为大祸临头，或勃然而起，或愤愤不平，或牢骚满腹，或绝望哀鸣。为了保住已有的利益名誉和地位权势，不惜露出般般丑态，做出种种秽行，使尽花招伎俩。自私其身者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不能将自己融入更广阔的生命之流，人格既卑微，胸襟更狭小，不仅担心身外的灾祸，更恐惧自身的死亡。许多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一发现“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便“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以至于“终身履薄冰”，一生在战战兢兢中度日。对死亡心存恐惧表明恐惧者心中有私，把自我的生命视为自己的一种私有财产，自私其身就想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就有害怕失去的忧虑。怕死并不是害怕死亡本身，“因为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并不存在；而当死亡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不存在”，怕死是怕失去已经占有的东西：躯体、名誉、财产、地位等等。苏格拉底认为怕死鬼通常是“一个爱欲者”，“或者爱财，或者爱名，或者两者都爱”。只有解脱名利的羁绊和生死的束缚，个体完全从自我占有、自我中心的恋我心态中超脱出来，让自己“纵浪大化中”，精神才会“不喜亦不惧”，心灵世界就像浩浩天宇，任云去鸟来过留无迹；又像那汪洋大海，任它波连浪接永远渊静深沉。岂止宠辱不惊，甚至生死无碍，还有什么大患能使我们心神不宁呢？
无欲者既不想邀功请赏，又不想追名逐利，无求于人才能挺起脊梁，不看人眼色才能扬眉吐气；无私者以天下之名为名，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苦乐为其苦乐，其精神自然就宏放，其胸怀自然就博大。
什么叫宠辱皆惊呢？邀宠者既人格卑下又利欲熏心，他们在主子面前胁肩谄笑、投机取巧，出售人的尊严换来私欲的满足，以得宠为荣，以失宠为辱。然而，辱因宠至，宠为辱根，刚才被赐以车乘，转眼就可能被施以鞭挞；刚才还被授以爵禄，转眼就可能被投入大牢。这使邀宠的小人受辱既惶恐不安，得宠也惶恐不安。利欲熏心者侍候于公卿之侧，奔走于权贵之门，是得宠还是受辱全凭权贵的喜怒，权贵喜则得宠，权贵怒则受辱。势利小人为了承欢受宠的一时“荣耀”，愿意下贱地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由于他们的命运总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多欲必定要俯首求人、低三下四，以不光彩的行为求得“光彩”的名利，其为人自然就奴颜婢膝；自私则以自我为中心，看不见也容不下个人之外的天地，其人格哪能不琐屑渺小？俗话说：无欲则刚，无私者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