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如果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旷潇洒，没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刚烈慷慨，没有“丈夫志四海”或“猛志逸四海”的雄心壮怀，他肯定不会成为历代文人咏叹的典范，诗人们也不会讴歌“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种豆南山下”的农夫多的是，何苦偏偏要去赞美陶渊明呢？
（参见原第34章）
这与我们所说的“功成身退”风马牛不相及，庄子只求个人的自在洒脱，全不顾及国家的安危，毫不在乎百姓的冷暖，而我们主张大丈夫的出处应取法于“道”——生成万物却不占有万物，抚育万物但不自恃有功，全心全意“爱民治国”（10章），大功告成后便悄然隐去，这种既积极有为又坦荡无私的生命境界，又岂是“逍遥游”的精神所能比拟的？
真是天大的误会。
世人无功时尚且邀功受禄，立功后更是要夸功请赏，很少有人愿意效法“道”来为人处世，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功成而弗居”（2章）、“功成而不处”（77章）、“功成而不有”（34章）、“功成身退”（9章），其用心是要大家像“道”那样繁衍万物但不据为己有，养育万物但不自逞其能，万物长成而不居功夸耀。想不到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老子》只谈退隐而不讲进取，只看重个人的超然而轻视社会责任，只鼓励人们逍遥出世而反对人们积极入世。
诸葛亮当年在南阳躬耕陇亩时，“每自比管仲、乐毅”，也就是以春秋时帮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名相管仲自期，以战国时率燕、赵、韩、魏、楚五国大军打败齐国的名将乐毅自许，虽然他自己总是谦称为“山人”和“野老”，可时人都将他视为隆中“卧龙”。看看他在“隆中对”纵论天下大势时的风采，听听他对时局走向的精僻分析，就知道他对国家兴亡是何等关切，对苍生祸福是何等挂怀。假如孔明真的只是一位“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散淡人”，任你曹刘怎样龙争虎斗，不管国家如何四分五裂，都无妨他隆中高卧、抱膝长吟，自然他也不会赢得一代又一代人的景仰。正是他那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正是他那“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才有“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流芳。
假如范蠡没有和越王勾践一起卧薪尝胆，在吴越之战中为国立下赫赫武功，一辈子只是荡舟五湖撒网度日，那他就像太湖边的无数渔父一样草草一生，断然不会有人还能记起他的名字，更不会博得无数后人的赞叹和钦敬。
顾名思义，“功成身退”是先要“功成”然后才能“身退”，不仅不反对建功立业，反而十分崇尚个人的丰功伟业。如果没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没有救世济民的宏伟抱负，那不过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无所谓仕进也无所谓退隐。“身退”是以“功成”为其先决条件，“隐居”是以“出仕”为其逻辑前提，没有积极进取的志向还谈什么退隐林泉的幽情？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又哪来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雅韵？
大家常常将老、庄相提并论，往往忽略了二者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庄子主张放弃社会义务而“任其性命之情”，鄙薄那些“以天下为事”的入世行为，终极取向是解脱社会束缚以求得精神的逍遥。据说一次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威王派两个大臣来看望他。见庄子钓鱼那般悠闲自得的神情，使者便十分谦恭地传达楚王的旨意说：“大王想把楚国的大事托付给您，烦您出仕和他一起治理国家。”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好像全然没有听见似的，过了好半天才不紧不慢地答道：“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活了三千岁才死。国王把它用锦缎裹着放在竹盒里，然后藏在庙堂之上。我想请教二位：假如你们是这只神龟，是愿意死掉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供奉在庙堂之上让人敬奉瞻仰呢，还是愿意活着拖条尾巴在泥里来回爬？”那两个大臣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啰。”庄子笑着接过话说：“那就请你们回去告诉大王吧，我也愿意拖着条尾巴在泥里爬，那样要多自在有多自在。”
我们并不一味提倡人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遁迹江湖，“爱民治国”是一个人人格的精神支柱，为贪图私利而做官固然可耻，为个人清高而隐居也不值得推崇，还是李白说得好：“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