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两个集团或敌国之间的武力冲突，敌对双方都想将对方斩尽杀绝以达到各自的目的，而这些目的不外乎对权力的欲望和对财富的占有。
那么，统治者为什么总是不顾国家前途和人民生死一次又一次地轻启战端呢？挑起战争的内驱力就是贪欲。
（参见原第46章）
古代斯巴达与特洛伊为争夺美女海伦而大兴干戈，显然不是由于两国国王缺妻少妾；古代中外统治者不断发动开边战争，很少是因为这些国家土地逼仄；希特勒进攻法国和苏联，当然也不是他缺吃少穿。
杜甫的《兵车行》就是对不义战争的控诉：“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唐天宝十四年（755）唐玄宗发兵远征南诏，“去者无全生，十人九人死。岱马卧阳山，燕兵哭泸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刘湾《云南曲》）。仗打败了就是士卒送命，仗打胜了却是将军居功，这就是刘湾在《出塞曲》中所说的“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张蠙的《吊万人冢》也说出了征人的心里话：“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
在一个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的社会里，国家对外不结怨于邻邦，对内施德泽于民众。外不结怨于邻邦则与他国相待以礼，内施德泽于民则待民以仁；待他国以礼便不会燃起战火，待民以仁则君主不至于骄淫。既然外无战事而内禁骄淫，君主就用不着马匹四处征伐，也用不着马匹运输宝玩珍奇，臣民也用不着马来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上下一心于农业耕种和国家建设，因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必定会用马来种田。
穷兵黩武无一不是由于统治者的贪婪与荒淫。李白就曾对“青海横行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战事大加挞伐（李白《答王十二寒夜酌有怀》），李颀也对“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的国君极度鄙夷（李颀《古从军行》）。
假如国家君主昏庸而政治黑暗，对内就会压榨、暴虐自己的人民，对外也将侵略、攻打其邻邦；对内暴虐则百业凋敝，对外侵略则战事频仍；百业凋敝牲畜就急遽减少，战事频仍则士卒丧命很多；牲畜少，战马自然就紧缺，士卒死伤太多，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低下；战马缺就不得不让快生小驹的母马也用来打仗，士卒少连国内的儿童也得上战场去当炮灰。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灾祸没有过于不知足的了，罪过没有过于贪得无厌的了。不幸的是，统治者常常就不知满足，昏君更往往贪得无厌，因而不义的战火就烧个没完。为了满足国王征服的野心，就是送上千百万人的性命也要夺得一寸土地；为了满足国王奢侈的生活，无数男儿的鲜血只换回了几颗葡萄；为了国王的荣耀和尊严，不惜让大地上血流成河，不惜让荒野白骨成堆……统治者为了显示他的威严和强大，总想使别人怕他而不是爱他，总想使邻邦臣服他而不是亲善他，总是想让天下财富个人独占而不愿与人分享，总想让别人屈服而不是让人信服，所以他们总是抑制不住燃起战火的冲动。
战争往往使国家陷入灾难，使人民白白牺牲，除了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能激起人民的参战热情外，大家厌恶和抗拒一切穷兵黩武的不义之战。
战祸正起于贪欲占有，和平则来于恬淡知足。
罗素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在他人身上滥施淫威是一种快乐，依靠他人劳动而生活也是一种快乐，征服者比被征服者无疑更多地享有这两种快乐。
成书于西汉时的《盐铁论·未通》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听说从前没有征伐胡与越的时候，赋役轻而百姓足，入藏新粮而食用陈谷，衣服暖和又轻便，粮帛充裕，牛马成群。农夫用马耕地载货，人民不知征战骑射。后来师旅征调频繁，战马奇缺以母马入阵，因而驹犊生于战场，六畜不育于家中，五谷不殖于田野，百姓吃不上糟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