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肯定不能制动，制动者只能是静；众无疑不能治众，治众者只能是“一”——这就是俗话所说的“以静制动，执一御众”。
齐宣王左右那些善于曲意逢迎的大臣指责颜斶说：“大王是一国之君，斶为大王之臣，大王命令‘颜斶上前’，颜斶指令‘齐王上前’，这哪有一点君臣之礼呢？”
齐宣王气得满面通红：“是大王贵呢，还是士人贵？”
在人世谁也不可能比君主更位高势贵的了，可是，虽然广有四海统御万民，君主却仍谦卑地称“寡”称“孤”；尽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一不是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君主仍然口口声声自称为“不榖”（“不善”的意思）。他们处高位而不自居高贵，不正是深知低贱为高贵的根本吗？
君主执“一”以御众，体“道”而治国，要执“一”就须知道“一”的特点，要体“道”就得认清“道”的本性。“一”或“道”虽然是天地万物之母，天因之以致其清明，地因之以致其宁静，万物因之而能生成。可见清明之天不足贵，宁静之地不足贵，万物之生也不足贵，而贵者是使其清明、宁静、生成的“一”或“道”，然而“道”自身却无形无名以卑下自处，无心无为以居后为德。由此人们不难体会到——
将轮、胎、轴、挡、刹、发动机、方向盘等众多零件安装在一起才成为一辆车，虽然分别数各个零件没有一个零件叫“车”，但少了这些零件又没有“车”；由几十家几百人居住在一起才成为一村，虽然分别看每一家都不能叫“村”，但没有这些家又无所谓“村”，因而我们一方面肯定执“一”才能御“众”，同时另一方面又更要强调“一”因“众”以成。不执“一”固然不能御“众”，而没有“众”又不能成“一”。没有人民哪来一国之君，不打下根基又哪来高楼大厦？
“执一御众”之“一”是指什么呢？这里所谓的“一”就是指“道”，所以自古以来凡得“一”或得“道”的都能达到理想的境界：天得“一”便清明，地得“一”便宁静，神得“一”便神妙，河谷得“一”便充盈，万物得“一”便生长，而侯王得“一”便天下太平。
（参见原第39章）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宣王威胁他说：“你能说出王贱士贵的理由吗？”
许多君主一爬上王位就高高在上，常常无端地侮辱、宰割自己的臣民，最后由万民拥戴的一国之主成了众叛亲离的民贼独夫。
宣王左右的大臣们又站出来攻击颜斶说：“胆大包天的颜斶呵，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建有千石之钟，立起万石钟架，天下仁义之士都为齐王效命，人人以齐王所封官爵为荣，能言善辩之士都齐聚齐国，东西南北无不服从，老百姓无不亲附，珍奇美物无不具备。而眼下即使是高士也称为匹夫，低下之士更身居穷乡僻壤，有的还替别人当看门人，再没有比今天的士人更贱的了！”
齐宣王有一天招见齐隐士颜斶，他盛气凌人地指使道：“颜斶上前！” 颜斶也不甘示弱地说：“齐王上前！”齐宣王大为不快。
齐宣王听后惭愧地说：“士人岂可轻侮，寡人自取其辱呵！”
反过来说，天不能保持清明就要崩裂，地不能保持宁静就发地震，神要是不灵妙就将消失，河要是不充盈就会干涸，万物停止了生长就可能枯死，侯王如果失道就会被推翻。
因而，体“道”之君不愿像美玉那般华丽高贵，宁愿像石块那样下贱坚实。
颜斶肯定地说：“能。从前秦国攻打我们齐国的时候下了一道命令说：‘有胆敢去齐国贤士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打柴火者，格杀勿论！’同时又下了另一道命令说：‘有能砍下齐国大王头颅者，封侯赏金！’由此可见，活着的王头还不如死去贤士的坟墓。”齐宣王恼羞成怒地低下了头。
《战国策·齐策》深入地讨论过君主的贵与贱，今天读来照样发人深省——
颜斶毫不示弱地反驳道：“不对！居于尊位的王侯如不谦恭自守便会骄奢傲慢，骄奢傲慢便会招致灾凶。自古及今的英明之主如尧、舜、禹、汤和周文王等人，他们都不耻下问，不愧下学，谁都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一般情况下，侯王们也总是称‘孤’称‘寡’称‘不榖’。‘孤’‘寡’‘不榖’是人世最卑贱的地位，侯王们以此自称不正是下己而尊人吗？这不足以说明高贵以卑下为基吗？”
颜斶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我颜斶趋前就是贪慕权势，他大王趋前则为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像是贪慕权势，不如使大王礼贤下士。”
颜斶毫不犹豫地说：“士人贵，王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