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之和并非为了某一类人物的成长，甘露时雨并非滋润某一种植物，作为万民之主或单位之长怎么能只为自己一人呢？《吕氏春秋·贵公》中记载说：古时楚国一位老兄遗失了一把弓却不寻找，他解释自己不寻找的原因说：“是楚人丢失了它，又是楚人拾到了它，又何必再去寻找呢？”孔子听说后评论道：“去掉前面那个‘楚’字好了，是人失之又是人拾之，又何必‘楚人’呢？”老子听到孔子的言论后说道：“去掉‘人’字就更好了，人失之而天下得之，又何必非得‘人’拾到才行呢？”吕不韦在文中赞叹说：“与那位失了弓的楚人和儒家圣人孔子相比，老子才真正称得上‘至公无私’。”
天地化育万物却不占有万物，万物蒙其泽但不知其泽所来。同样，君主和领导者领导人民却不能压榨人民，让人民受其惠却不要人民感其恩。为人民竭尽全力而毫无保留，替社会谋其利但不据为己有，普施广济而不求回报，这才是每个出仕者应尽的义务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巧取豪夺、纵欲荒淫的统治者，事实上已不是一国的君主，而是名副其实的强盗头子。
（参见原第53章）
在前面章节中我们曾说到：人应效法地，地应效法天，天应效法道，而道则自然而然。人的一言一行既然应以天地为楷模，那么我们就要像天道那样至公无私。常言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不为一己私利，天不因其私利而覆盖，地不因其私利而承载，日月不因其私利而烛照，四时不因其私利而运行，正是由于天地、日月、四时没有自己的私心，天地之间的万类万物才得以化育生长。
人们常常将道家与隐君子连在一起，以为一为道家则必定隐居不仕，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道家只是强调有能而不矜其能，有功而不居其功，绝没有要人们有能力却藏之不用，更没有反对人们因资而立功。至于是出仕还是隐居则应根据各人的志向和个性而定，直木不宜做车轮，曲木当然也不适于做屋梁。由于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身处朝廷如鱼得水，有的人一入官场便如拘如囚。陶渊明入仕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之叹，李白应诏入京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之歌。陶李二人都被后世目为受道家影响很深的诗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二人并无高下之分，出仕与归隐本来就没有雅俗之别。嵇康认为，尧舜称帝于世，许由岩栖终身，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帝业，接舆行吟于田亩之中，可以说都实现了各自的志向。每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固有不同，而要达到的人生目的却完全一样：让万物各遂其性，让人们各得其所。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也说：“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只要根据自己的本性以尽自己的本分，不管是出仕还是归隐都会“傲然称情”。
有些人出仕的动机原本就不纯洁，他们走上仕途不仅不想利物爱民，反而绞尽脑汁如何蠹民利己、害物自肥。眼前平坦的正道不走，偏要走那些歪门邪道。许多统治者一上台就大兴土木，把宫殿修得巍峨壮丽，把行宫建得金碧辉煌，将天下珍宝劫掠殆尽，将全国美女选入后宫，穿上锦绣华贵的衣着，靥饱各地美味佳肴，佩带锋利的宝剑，坐着豪华的高车。统治者役民力、夺农时，使得田地成片成片地荒芜，他们兴土木、废农商，使得公私仓库全都空虚，全国各地市场一片萧条。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上无片瓦挡风雨，下无寸土谋生存。
出仕还是归隐可根据自己的禀性和志向进行选择，但一旦选择出仕以后就应该公而无私，就必须利物爱民。
既然是强盗头子就不会有好下场，越是掠夺贪婪，越是荒淫腐败，他们的灭亡就越快，他们的结局就越惨，不信，你们看看殷纣王，看看周幽王，看看隋炀帝，再看看陈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