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惬意”还是“不满”抑或“绝望”，罗素都是从“智者”的角度分析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同态度。这里，我们想从另一角度来追问这样的问题：同一社会对不同智者的态度具有哪些特点？
譬如当全社会的人都在“奋勇争先”的时候，我们却倡导“甘居人后”；当人们都崇尚“雄强”的时候，我们却提倡甘于“雌柔”；当人们都变得圆滑机巧的时候，我们却主张笨拙淳厚；当人们都艳羡富贵的时候，我们却强调清贫自守；当人们都在学习“竞争”的时候，我们却宣扬“退让不争”“忍辱含垢”，难怪我们的学说被世人所冷落，难怪我们自己被大家视为“怪人”了。
唉，人啦！
苦口的良药谁也不愿意沾唇，有毒的糖果大家争着品味；逆耳的忠言谁也不喜欢听取，害人的甜言蜜语却大受欢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受人敬仰的“英雄”，而身穿破衣胸怀美玉的智者，却受到世人的嘲笑。
在同一社会里智者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些智者的思想既适应了自己时代的需要，又迎合了普遍的社会心理，因而他们的思想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他们的学说成了一时的“显学”，他们本人自然也成了“思想精英”或“精神领袖”，人们称他们为“导师”“圣人”“天才”。有些人的思想则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他们的学说被人视为“老古董”，他们本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冬烘先生”。另有些智者由于其思想大大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尽管他们的话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实行，可就是没有人能理解，更没有人去实行；尽管他们的言论有宗旨，行事有原则，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学习体会，更没有人愿意遵守和效仿。
在同一社会里，有的人可能为那个社会的宠儿，有的人可能是那个社会的倒霉鬼，有的人则可能是那个社会里的“多余人”。比如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追求经济繁荣和物质享受的社会里，那些大公司的总裁，那些商场中的款爷，那些一夜致富的暴发户，那些大红大紫的歌星、影星，甚至那些凭色相或凭心计发财的富姐，都成了人们心中崇拜的偶像，而那些善于舞文弄墨却不会发财致富的书生，则成了社会上无人问津的“边缘人”。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处境近似于今天的书生，《庄子·山木》篇中记述了庄子当时的境况——
（参见原第70章）
“庄子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粗衣服，拖着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子，去见魏王。魏王见他这副模样便问道：‘先生为什么这样疲困呢？’庄子说：‘我是贫穷，不是疲困。读书人有理想却不能实现，那才是疲困；衣衫褴褛、鞋子破烂，这属于贫穷，这就是所谓生不逢时呵。你该见过跳跃的猿猴吧，在楠、梓、橡、樟等大树上时，它攀缘着树枝，是那样旁若无人、自得其乐，就是后羿和逢蒙这样善射的神箭手也奈何它不得。当它落在柘、棘、枳、枸等多刺的短小树丛时，内心颤栗不已，行动瞻前顾后，这并不是筋骨受到束缚失去灵活，而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不能自由施展它的才能呵！眼下处于昏君相乱的末世，像我这样的智者能不贫穷吗？’”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见识卓异的智者“与他们当时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各不相同”。他还大致归纳了三种不同的关系类型：在某些幸运的时代里，智者与自己的时代环境非常谐调，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十分惬意；在另一些时代里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极为不满，号召人们进行激烈的变革甚至革命；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十分绝望，认为虽有变革的必要但绝无变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