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大家还是两眼盯在“有用”之“用”上，压根儿瞧不起那些“无用”的学科。理科学生绝不“染指”文科，因为文科知识“虚”而“无用”；文科学生中学中文的便不看历史，学经济的更不读诗词，因为历史之于中文毫无“用处”，诗词之于经济更是“毫不沾边”。致使我们的工科院校只能培养“匠人”，难得产生走在世界前沿的科学家；文科系所只能培育出一批画地为牢的学究，很少造就那种文史哲兼通甚至横跨文理的学界名流。
鸟飞靠的当然是它的双翅，可是系其两足它就不能展翅云天；走路跑步用的当然是两腿，可是捆住了双手我们就不能疾走和快跑。可见，“有用”者要依赖“无用”者，离开了“无用”的，“有用”的也无所致其“用”，人与物莫不如此。
庄子曾与友人惠施辩论“无用”与“有用”的问题，惠施指责庄子的言论于人“无用”，庄子回答说：“知道无用而后才能谈论有用。天地可算是广大无边了，而人所用的仅是一小块容足之地，但要是把立脚以外的地方都挖到黄泉，人所站的这小块地方还有用吗？明白这点也就不难知道无用的用处了。”
车子可用来运货载人，器皿可以盛实物装液体，房子可以住人藏物，这些器物——也就是“有”——的确给人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人们可曾想过：如果不是三十条辐集中到一个毂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就无法安插可以转动的车轴，车子也就不能在大道上行驶；如果糅合陶土做瓶、罐、坛、碗时，不把它们中间弄成空心，任何器皿就无法装东西；如果建房子时将内外都塞满砖石和水泥，不做成四壁中空并凿窗开门，这种实实在在的“房子”就无法住人，当然它也就不成其为“房子”。出乘观乎其车，日用观乎其器，家居观乎其房，举目四顾无一不告诉我们，“有”也即各种实体器具之所以能予人以便利，全靠“无”也即器物中空的地方起着决定性作用。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到头来，人家“务虚”反而带来实用技术的发达，我们“务实”却在实用器械上远远落在别人后头。
人体自身也同样是因其所“有”而用其所“无”。鼻子之所以能呼吸要仰赖鼻腔，耳朵之所以能听音全凭耳庭，胃是用胃腔来装食物，膀胱也是用尿囊来储尿液。当其“无”始有“有”之“利”，当其“有”方有“无”之“用”。“有”“无”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需为用，只有“有”之利而无“无”之用，“有”之为“利”也将废而难成；只有“无”之用而无“有”之利，“无”之为“用”也将幻而成空。
好像我们还没有从这一教训中学到什么东西。
（参见原第11章）
遗憾的是世人只爱其所“有”却不知用其所“无”。处世讲求“踏实”，读书讲求“扎实”，校训写着“求实”，为人更讲求“务实”，买东西当然尤其要讲求“实用”。“实”和“有”代表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而“虚”和“无”则意味着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导致我们民族过分的实用主义倾向。抽象的逻辑学既不能求官又不能挣钱，所以先秦的名家不像儒家那样香火绵绵；艰深的数学既不能治国又不能齐家，所以从前国子监里没有一个贵族子弟愿意学它；即使在今天逻辑学给我们带来的世俗“好处”仍然有限，所以它还是各所大学里的冷门；眼下数理化倒是时髦起来了，因为学好了它们可以出国可以致富；不过数学中“理论数学”远不如“实用数学”那么走俏，原因自然是它没有后者那么“实用”。
既然“有”“无”是相需为用，何不以其“无用”来成其“有用”呢？
据说古希腊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时，有一个学生问他学这门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一边叫用人给他一个铜板，一边挖苦这位极其“务实”的学生说：“让这位先生滚蛋吧，他要从几何学中找好处呵。”在我们看来提问的学生合情合理，读书就是为了将来的“好处”，要是书中没有黄金屋，要是书中没有颜如玉，要是书中没有可以预见的“好处”，我们犯得着去头悬梁锥刺股地寒窗苦读吗？
要看到“有”和“实”的“好处”，同样也要明白“虚”和“无”的“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