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比希望我们在进城时能在场，一来是他知道大马士革对阿拉伯人而言不只是个战利品，再者则是出于谨慎。费萨尔的起义运动使盟军在经过敌军的领土时受到友善的欢迎，路过荒山野地也不需派人护送，还使各城市不用军队驻扎即可自行运作。澳洲部队在围攻大马士革时，或许会因情势使然而不顾命令抢先进城。如果有人阻挡他们，便会危及未来。我们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让大马士革居民接纳英军为他们的盟友。
依他们战术上的计划，澳洲部队应该部署在大马士革的北方及西方，在南方的部队进城前穿越铁路。至于我们，阿拉伯部队的领导人，则还在等后面的英军，部分原因是因为艾伦比从不怀疑我们能否完成他交付的任务。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充分信任必可得到绝对服从的回报。
这在观念上与行为上都是重大的改变，但费萨尔的大马士革委员会几个月来一直在筹划一旦土耳其垮台该如何接管。我们只需与他们联络，告诉他们盟军的行动以及要求他们如何配合。所以在暮色渐浓时，纳西尔派鲁瓦拉族马兵进入城内，找委员会的主席阿里·勒扎，或是他的助手苏克里·阿尤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可以立刻成立临时政府，则明天即可解放该城。事实上，他们在当天下午四点我们采取行动前，就已成立临时政府。阿里·勒扎不在，他在最后一刻被土耳其调去指挥他们由加利利撤退的部队。但苏克里意外地获得穆罕默德·赛义德与阿卜杜勒·卡德尔这对阿尔及利亚兄弟的支持，在随扈的协助下，阿拉伯的旗帜在日落前已悬挂于市政厅，这时德国与土耳其的最后一支驻军正要撤离。他们说队伍最后面的一个将军在经过时，还很讽刺地朝阿拉伯旗帜敬礼。
刚才进城时，有绵延数英里的民众夹道欢迎，如今两旁的群众更多达数倍以上。城内二十五万居民似乎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挤进街道，等着看我们出现。大马士革一片欢腾。男人将帽子丢进空中欢呼不已，妇女也将面纱摘下。家长都将鲜花、壁毯、地毯丢在我们前方的路上，他们的妻子则倚在门旁尖声大笑，并以水瓢朝我们泼洒香水。
到市政厅后，情况又不一样了。阶梯与台阶上全挤满激动的群众：嘶叫呐喊、互相拥抱、手舞足蹈、高声欢唱。他们挪出一条路让我们进入前厅，眉开眼笑的纳西尔、努里·沙兰都已端坐在厅中，站在两旁的是我的宿敌阿卜杜勒·卡德尔，还有他的弟弟穆罕默德·赛义德。我愣立当场。穆罕默德站出来表示，他们身为伊斯兰教烈士的后裔，已经于昨天在谦恭的土耳其人与德国人的见证下，与苏克里·阿尤比建立临时政府，并拥戴侯赛因为“阿拉伯国王”。
他们告诉我，肖韦尔即将进城，于是我们的车队到南面的城外与他会合。我向他描述城内万众欢腾的盛况，并说新政府在隔天我与他讨论过彼此的需求前，无法保证能立刻开始运作。这期间我负责维护公共秩序，但也要求他将属下留在城外，因为今晚将是这座城市六百年来首次欢庆光复，在激动之余，恐怕难免会有脱序的失控场面。
我们的车前车后都有人在手舞足蹈，一路护送，群众的情绪陷入疯狂。除了当地居民的叫声与妇女的尖叫声外，还有我们的人员整齐划一的吼声，喊着“费萨尔、纳西尔、苏克里、劳伦斯”，喊声与我们沿路同行，经过市场再往东门，绕过城墙再沿梅丹折返。我们到达城中的高塔时，四周的喊声如高墙般环绕着我们。
天亮时我们驱车到山上，此处可以俯瞰大马士革的绿洲，我们迟迟不敢往北眺望，生恐真会看到一片废墟。所幸大马士革没有变成废墟，反倒是一片翠绿，还有河水的波光潋滟，映着城市的倒影，仍和往日一样美，像朝阳中的一颗珍珠。昨晚的动乱只剩下一柱长长的黑烟，由汉志铁路终点站卡甸旁的仓库升起。
我想睡个觉，因为明天有事要办。但我睡不着。大马士革是我们两年来悬宕未决的高潮，我脑子里全是这期间曾用过或被拒绝过的各种构想。此外，基斯沃到处是树木、植物，而且人满为患，挤得人透不过气来。这也正是我们前方世界的缩影。
纳西尔就在前面，我们将这消息转告他，让他得以风风光光地进城，这也是他历经百战后应得的殊荣。他与努里·沙兰并肩而行，两人快马加鞭赶路，不久便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为了让他先走远一点，斯特林与我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在溪中盥洗与刮胡子。
我们悄悄进城，沿着长长的街道前往位于巴拉达河旁的总督府。道路两旁挤得人山人海，人行道、路面、窗户、阳台、屋顶，全是摩肩接踵的人潮。许多人在哭泣，少数人在低声欢呼，有些人呼唤着我们的名字，但大部分人都是默默地看着，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我们这趟路，由城门直到市中心，有如一声绵长的叹息。
肖韦尔勉为其难地听从我的建议，他仍犹豫不决，我则胸有成竹，他只好听我的。他和巴罗一样，上级并没指示他在攻占此城后该如何处理。既然我们已捷足先登，也很明白自己的目标，又是有备而来，而且已掌握所有资源，他也别无选择，只能任我们继续进行。他的参谋长戈德温是个职业军人，负责替他运筹帷幄，也乐得将肩头重担交给文人政府。他的支持也等于承认了我们的地位。
他们是狂热分子，他们的意念都是出于宗教狂热而不是出于逻辑。于是我转向纳西尔，打算一开始就借着他的威望来压制他们。但这时又出了个小插曲。我们身旁的群众东倒西歪地往两边退开，椅子、桌子也被撞得七零八落，这时传来一阵很耳熟的吼声，使全场顿时肃静。
我劝纳西尔暂时不要进城。当晚城内想必会一团混乱，不如在天亮后再昂首阔步地进城。他与努里·沙兰拦住第二批鲁瓦拉族人，这些战士今天早晨与我一起由德拉出发，他派他们进入大马士革，支援已在城中的鲁瓦拉族族长。所以到午夜我们就寝时，已有四千名我们的武装人员在城内。
德国人离开大马士革时，将各种搬不走的军需品与炮弹全付诸一炬，所以每隔几分钟就会传来刺耳的爆炸声，天空也被火光映得亮如白昼。每次爆炸似乎都会使地表震动一次。往北方看过去，可以看到弹药库爆炸时，将炮弹炸得满天飞，然后这些炮弹也会在天空爆炸，迸出一束束黄色光点，像炮中有炮。我转向斯特林，喃喃说道：“大马士革着火了。”真不愿意去想这么一座伟大的城市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价是化成灰烬。
奥达与德鲁兹族的族长沙尔坦·阿特拉什在场中空出来的地方捉对厮杀，他们的手下也冲上前去，我则跳进中间试图将他们隔开。我和穆罕默德·戴兰撞在一起，他也是要来劝架的。我们合力将他们拉开，设法使奥达后退一步，侯赛因·阿特拉什则将身材较瘦小的沙尔坦拉到另一个房间。
事实上，肖韦尔接下来说的话更确认了我们的地位。他要求能绕城一周。我爽快地答应了，因此他得寸进尺，又问明天能否率大军正式进城。我说当然可以，然后我们开始研究游行路线。我这时想起在德拉时，巴罗向阿拉伯人的军旗敬礼，让我的手下看得心花怒放——我引述这则轶事当范例，让他明天进城路过市政厅时依样画葫芦。那只是我灵机一动，突然想起的，但他觉得这有象征意义。要他向英国国旗之外的任何旗帜敬礼，令他很为难。我原本想嘲笑他那么死板，但我没这么做，反倒设身处地为他设想，知道如果他经过阿拉伯人的旗帜却要故意装作没看见，也会很为难。于是我们绕着这问题打转，身旁不知情的群众则仍在对我们欢呼。后来我建议权宜之计是避开市政厅，规划另一条路线，例如，经过邮局。我原本只是说着玩的，因为那时我已开始觉得不耐烦了，但他却信以为真地将这建议当成解套的妙计，也算是对我和阿拉伯人退让了一步。至于在“进城”的地点，他打算采取“分列式”，也就是说，他不是走在中间，而是走到前面，或是他不是要走在前面，而是走在中间。我忘了，也可能是没听清楚，反正，就算他爬在部队底下，或由空中飞过，或将他自己劈成两半，采取两旁各有一半的分列式，我都不在乎。
是沙尔坦先动手打人的，老战神一生桀骜不驯，不甘受此屈辱，非要找那德鲁兹族仇家雪耻不可。查阿尔也和哈斯比进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联手抓住他，不过还是花了半小时才使他冷静下来，听得进我们在说什么，随后又花了半小时才使他同意交由穆罕默德与我处理，三天内不采取报复行动。于是我出去，偷偷派人将沙尔坦以最快的速度送出城，然后回头找纳西尔与阿卜杜勒·卡德尔，继续讨论成立政府的事宜。
奥达气疯了，根本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们带他到大厅，这个大厅极为宽敞，装饰得富丽堂皇，静得像坟墓，因为除了我们这一扇门外，其他门都锁住了。我们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抓住他，他仍气得七窍冒烟，扯开喉咙高声叫骂，直到声音沙哑。他的身体不断扭动，双臂疯狂地抡舞，想去找武器，满脸通红，头巾也掉了，头发垂散在双眼前。
几名路过的印度骑兵打量我们和我们的车子，还有驾驶的军用短裤与上衣。我穿的是地道的阿拉伯服装，苏克里则除了头巾外，穿的都是英国参谋官的制服。那支印度骑兵队的士官是个迟钝粗鲁的人，他以为逮到战俘了。等到后来他弄清楚将我们释放后，我们估算一下，差不多可以上路了。
穆罕默德还在喋喋不休，我转头望向苏克里，他不是个政治人物，而是个颇受敬爱的人，由于他曾饱受杰马勒帕夏的折磨，在社会大众眼中几乎可算是个烈士。他告诉我，全大马士革就只有这两兄弟一直效忠于土耳其人，直到看到他们败逃了才见风转舵。然后，他们率领阿尔及利亚手下冲入效忠费萨尔的委员会，断然要求接掌大权。
战争结束了。尽管如此，我们当晚还是在基斯沃过夜，因为阿拉伯人告诉我们路上危机四伏，我们可不想在即将进入大马士革时，不明不白地枉死在黑暗中。喜欢冒险的澳洲人将这场战役当成点对点的战斗，据点是大马士革。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全都归艾伦比调度，这场胜利也全都得归功于他的神机妙算以及巴塞洛缪的不辞辛劳。
我们沿着笔直的河堤路前进，农民正在田间工作。一个人骑着马到车旁探视我们的头巾，然后开心地朝我们敬礼，拿出一串黄色葡萄。“好消息：大马士革向你致敬。”他是苏克里派来的。
他们已不见人影。阿尔及利亚兄弟说服纳西尔到他们家中吃点心，真是天助我也，因为还有许多更急迫的事待办。我们必须证明旧政权已垮台，新政府已掌握大权，苏克里可以充当我的最佳代言人，担任临时总督。所以我们搭乘那部“蓝雾”，到外面去游街，对市民而言，苏克里掌握大权就是革命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