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段插曲,长度不及一页,因为我们部队中的两位长官认为内容令人不悦且并非必要,而加以删除。
二、书中有两名英国人的角色已加以修改:其中一名令其凭空消失,因为这个可怜虫已不值得我践踏;另一名则改为对他歌功颂德,因为我原本只是信手拈来发发牢骚,却被某位当局人士曲解。
※纽约版
初稿若能完稿,全书应有二十五万字,比自费付印的认捐版稍短。我在战时的笔记,也就是该书的主要蓝本,在每个章节完成后便悉数销毁。只有三个人在我遗失文稿前读过这份初稿。
以上四个例外删除了约百分之三,其余篇章在文句精简后,字数也浓缩了百分之十五,所以认捐版的篇幅约在二十八万字左右。这个版本的节奏较快,文笔则较牛津版更辛辣;如果我能有更多余暇,还可以将这个版本更进一步加以精简。
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发行《智慧七柱》了。
这个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和一九二七年一月间专为认捐者发行的版本,是牛津一九二二年版的修订版。这版本是我在一九二三和一九二四年(皇家坦克部队)以及一九二五和一九二六年(皇家空军)期间,利用夜间闲暇将原书浓缩而成(唯一的修订标准是使文笔更精简)。初次写作的人总爱卖弄词藻,利用许多形容词来堆砌;不过,到了一九二四年,我对写作窍门已略有领悟,常可将一九二一年间所写的两三个句子精简成一句。
编按:此为一九二六年版《智慧七柱》中作者所撰写的四页文稿夹页,读者由此夹页中可了解劳伦斯撰写此书的曲折过程以及对文字的谨慎,故收录于下。
大约一个月后,我在伦敦设法将记忆所及的初稿重新完成。原来的前言当然还可以派上用场。其他的十卷我在不到三个月内完稿,通常一坐下来便振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上数千言才起身,像第六卷就是不眠不休写了一个昼夜完成的。也因此,这份二稿的风格未经任何斧凿,字数也超过四十万字(虽然这个版本增添了若干新情节)。我在一九二〇年间抽空修改,将之与《阿拉伯快报》(Arab Bulletin)的档案资料,以及我的两本日记和若干残存的战地笔记相比对。虽然毫无文采,不过好歹是完稿了,也堪称精确。一九二二年,我自行将这份文稿付之一炬,只留下一页。
四、第八卷摆在较精彩刺激的第七卷以及最后进军大马士革这两卷之间,原本是用来当“平淡的过场”,如今也大幅删除约万余言。有些读过牛津版的友人抱怨,这段过场太枯燥了,我几经深思后也深表同意,或许这段过场平淡得太成功了。
有了二稿在手边当蓝本,我在一九二一年间,于伦敦开始撰写三稿,随后移防吉达和安曼时仍撰述不辍,然后又回到伦敦埋头著述,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完稿。这个版本字斟句酌,原稿也还在,全长约三十三万字。
《智慧七柱》付印和装订的方式,让我成为唯一知道这个版本共发行了几本的人。我打算将发行份数秘而不宣。媒体所估计的一〇七份当然是不足采信的,因为光是认捐者便不止此数,另外还得加上我分送给在阿拉伯起义期间的袍泽,以及在成书期间助我一臂之力的友人(或许不是我想送几本就印几本,而是看赞助我的银行家能负担几本)。
※三稿
一九一九年二月至六月间,我在巴黎撰写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及第十卷。前言是我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和八月搭乘亨德里—佩奇号列车前往开罗时,在巴黎和埃及之间完成的。随后我在英国完成第一卷,后来却在雷丁车站换车时,遗失了前言和第九、十卷之外的全部文稿。这大约发生在一九一九年耶诞节前后。
※初稿
※《沙漠起义》(Revolt in the Desert)
有一份认捐版的校样稿寄到纽约,由乔治·杜兰出版社(George Doran Publishing Company)重印。这是要取得该书美国版权的必要程序。其中十本公开销售,我定了个高得令人却步的底标,以防真的被买走。
虽然我觉得三稿的内容仍拖泥带水,不甚满意,不过为防万一,还是于一九二二年初春时,在《牛津时报》(OxfordTimes)人员的协助下,由英国牛津排版付梓。由于需要八份,而且该书篇幅庞大,所以用印的比用打字的划算。其中五份装订成书,以便让昔日在汉志远征军(Hejaz Expeditionary Force)中的袍泽帮我严格审稿,这五份书册至今(一九二七年四月)仍完好无损。
※二稿
浓缩时只精简文句这个原则有四个例外:
※认捐版(Subscribers' Text)i.xii.26
三、简介中有一章悉数删除。我最敬重的文评家告诉我,那一章还逊于其他章节。
这是《智慧七柱》的删节版,长约十三万字。我在一九二六年间亲手删节,为保持原书风味与一贯性,只作了微乎其微的修改(全文大概只有三个新段落)。这版本曾有部分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连载。全书在英国是由强纳森·开普(Jonathan Cape)印行,在美国则是由乔治·杜兰出版社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
※牛津一九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