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他的参谋长林登·贝尔将军求援，贝尔是个激进的军人，对政治人物本能地敬而远之，并刻意表现出热忱开朗。——。参谋总部的两位军官全力配合他们长官的号召；所以不幸的麦克马洪发现自己不再获得军方支援，只能靠他在外交部的随从人员打这场在阿拉伯的战争。
几天后他们已被我搞得怨声载道，最后决定不再容忍我。我趁机请十天假，表示斯托尔斯爵士在侯赛因的陪同下，正要到吉达做商务考察，我打算趁着假期与他在红海会面。他们都不喜欢斯托尔斯，当时也乐于将我打发走。所以他们立刻同意，并开始准备等我一回来就将我调去担任会闷出病来的闲差事。不用说，我不想让他们得逞，因为，我虽然乐于担任轻松的职务，却不愿让自己的才能闲置。所以，我去找克莱顿，并将情况向他说明。他安排总督府帮我打电报向外交部申请调到阿拉伯局。外交部会直接与陆军部交涉；驻埃及的指挥部在尘埃落定前，将毫无知悉。
于是斯托尔斯与我开心地一起出发。东方人深信，要穿越一座广场，最好迂回而行；我脱身的诡计就此而言也是相当东方的。不过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深信：如果阿拉伯人获得良好建言，起义活动必可成功。打从一开始我便是这行动的推动者，我对它充满期待。职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英国军方对法国的阴谋仍不知情），这将使军方眼睁睁看着战斗计划被一些置身事外、无法感同身受的人破坏。不要是我们，主啊！
我们发现棘手问题这才刚开始。令我们头痛的新因素是麦克马洪与克莱顿：他们两人一碰头便出现同行相忌的征兆。驻防埃及的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当然不希望他的阵营中有人勾心斗角。他嫌恶文职人员，文官一直在他和马克斯韦尔将军间担任说客。阿拉伯事务不宜交付给他处理，因为他或他的部属都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来处理这错综复杂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会因为明争暗斗而使英国驻埃及代表处出丑。他相当神经质，异想天开，争强好胜。——
美索不达米亚的挫败令我们大感失望，但麦克马洪继续与麦加方面协议。虽然当时在加利波利被迫撤军，在库特弃城投降，而且整体战况并不乐观，他最后还是顺利达成任务。很少人——甚至连那些对整个协议过程知之甚详者——相信侯赛因真的愿意参战，故而他最后揭竿起义，开放沿岸地区供我们的船舰进出并加以协助，令我们大感意外。
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在克莱顿队中担任上尉参谋官，隶属于默里的情报组，奉命搜集土耳其部队的部署状况并准备地图。基于个人志趣，除了这些资料外，我还附加了《阿拉伯公报》，那是一份报道中东政情的秘密周刊。克莱顿迫于需要，在阿拉伯局的军事方面对我的依赖日渐加深，这个负责外交事务的情报与战争幕僚的小单位是他正在为麦克马洪筹组的。后来，克莱顿被逐出参谋总部，默里从伊斯梅利亚调派情报官霍迪奇上校来接任。克莱顿一心想留我在他身边，由于他的新职显然用不上我，我看出他是一番好意，想设法让我别再处理阿拉伯事务。看来如果我想离开，便得立刻采取行动。我在提出请调后遭到拒绝，所以我采取迂回策略。我开始在电话中（总司令部在伊斯梅利亚，而我在开罗）向那些在运河区服务的参谋们找碴；我一有机会便挑他们在情报局所犯的缺失（不难！），并进一步吹毛求疵地在他们的报告中挑文法与修辞的毛病，借此激怒他们。
——。有些人显然对于让外人干涉他们的事务相当反感。另外，他们长期受压迫，光是这种磨练已足以使他们将繁琐的日常外交也视为男子汉的工作，所以当有更重要的事情待办时，他们却将之当成日常的小事。他们的声音微弱，互相欺瞒诈骗，惹得军方厌烦不已；而且对我们也不好，因为他们显然也让英国驻埃及行政首长失望，他的靴子——擦得不够干净。
无论如何，汉志的情势江河日下。战场上的阿拉伯部队没有联络官，各谢里夫也无从得悉军情，没有人提供战术或战略的建议，也没有人尝试了解当地状况，善加利用当时盟军的资源。法国军事代表团（克莱顿基于谨慎，曾建议调派他们到汉志，借着让他们离开战场，在当地有事做，来安抚我们那些疑心重重的盟邦）获准执行一桩精心策划的密谋，要在吉达和麦地那对付侯赛因，他们打算向他和英国当局提出一些建议，设法让他被所有穆斯林视为叛徒。温盖特如今已是我们与侯赛因并肩作战的军事指挥官，他被劝诱派若干外国部队在位于麦地那与麦加之间的拉比格登陆，以防卫麦加，并防堵土耳其人重振旗鼓后由麦地那再往前推进。麦克马洪置身于众多顾问间，大感迷惑，并极力反对，结果让默里掌握了把柄。阿拉伯起义行动变得前途堪虞。驻埃及的参谋全都幸灾乐祸地向我们预言，这项行动不久便会夭折，侯赛因的脖子也会被吊在土耳其的绞刑台上。
温盖特自信对中东局势很有把握，他看出阿拉伯人的发展对这个国家很有利。不过在麦克马洪饱受抨击后，他也和麦克马洪划清界限，伦敦当局同时开始暗示，处理这么错综复杂的事，最好找较有经验的老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