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就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我小时候读过的《在巴比伦的河上》（Super fumina Babylonis）使我渴望能亲身体验参与一场建国运动的感受。我们入主大马士革后，我感到惶恐了。让我大权在握三天以上，我就会根深蒂固地想独断孤行。
我刚到阿拉伯时，大马士革似乎不是我的最终目标，但攻占此城之后，我行动的主要源泉显然也为之枯竭。从开始到结束，我参与起义最强烈的动机一直是基于一己之私，本书对此并未着墨，但我想，在这两年期间，它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浮现。我生活中强烈的喜怒哀乐或许像高塔般醒目，然而我这秘而不宣的强烈动机则如朝四面八方流动的空气，随时以不同的面貌浮现，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直到接近尾声。在我们到达大马士革前，它就死了。
其次的动机是好大喜功，希望打赢这场战争。也是基于这种信念，认为如果没有阿拉伯的协助，英国无法攻下土耳其的版图。在攻陷大马士革时，东线战事——或许整场大战——已悄然落幕。
还有就是基于历史野心，将这一点当成动机其实是牵强附会。我在牛津的市立学校时，就曾梦想要扛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有生之年建立新亚洲。由麦加通往大马士革；大马士革通往安纳托利亚，随后再到巴格达；接着还有也门。对于那些称我的初试啼声为区区小事的人而言，这不啻是痴人说梦。
